容闳摇了摇头：“两千年以降，无论高估人性还是低估人性者，到头来都失望地发现，人性其实是复杂的。先圣对君子的要求‘慎独’（在无人监督时谨守道德）并不难，难的是当一群人集结成派，将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义的旗号下，相互鼓噪中还能保持个体的理性和原则。对此，解决之道绝非‘君子不党’，而是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西方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而事实的走向却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容闳停了停，一字一顿道：“因此，宁可相信十个恶魔互相制衡，也绝不要轻信一个圣人乾纲独断。”

在此基础上，自由人相约联盟，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于是有了政府（宪法赋予政府权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为国家机器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修正案限制政府权力）。在这种共识共循的社会契约下，宪法和法律不是胡编乱造、生搬硬套，而是对自然法的发现和阐述。”

王闿运：“哼，说得倒好听！殊不知制度设计得再好，还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实践中不出纰漏，仍需正心诚意，回归孔孟之道。历朝历代，为治理黄河设立了多少机构？出台了多少办法？然而治水官员谁拿防汛当自己家的事？甚至，他们会故意疏忽对河坝的保护，以使其垮得更快，从而领到更多的拨款。可见，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风俗。”

容闳还没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针对政府，且必经国会表决，多数通过后方才生效。而国会又分参议院（精英色彩更浓）和众议院（平民色彩更浓），议员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制衡之下，避免了独断专行；而《春秋》在庙堂上讨论，何时守常经，何时尊权变，弹性空间大不说，最后的定论仍需服从权力。

曾国藩饶有兴致道：“你说洋人为什么鼓捣出宪法这么个东西？”

容闳：“因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尽相同，但终有一些核心价值是人类所共通的。比如，没有人愿意被杀被抢，没有人愿意被无辜地抓进监狱，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隐含了生命权、平等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看来《春秋》和三传真是无所不能啊！”

王闿运不睬黎庶昌，对容闳道：“据我所知，在你容达萌的第二故乡美国，宪法也是不断翻新，修正案迭出啊！”

容闳：“问题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宪法的基本精神‘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保护’之上，补充说明而非推翻宪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虽可能引发种种治安问题，但由于其符合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至今未见后续修正案将其否定。相比于《春秋》的语焉不详、任人发挥，美国宪法确凿稳固，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中神圣不可侵犯。”

容闳接过话头：“想从《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义，何异于缘木求鱼？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解读，同孔子本人并无多少联系，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郑玄版的孔子以及孔颖达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时代在变，课题在变，经典也被赋予了种种新义。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义理甚至不惜曲解误读的真正动因，恐怕只是为了给不断翻新的权力体系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诚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专断于外’的案例，惩处了好几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复仇’；想搞妥协？有‘温柔敦厚，《诗》教也’；想削弱权臣？‘《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刚好合适。看来《春秋》和三[...]

而窦太后也被袁盎说动，打消了立梁王为储的念头。”

薛福成迟疑道：“如果我没记错，‘宋之祸宣公为之’语出《公羊传》。而《左传》的立场则相反，认为宋宣公‘知人’。”

王闿运的确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满宋宣公的做法却是事实（显然《春秋》除了喜欢吓唬乱臣贼子，更好吹毛求疵、责备贤者）。

黎庶昌显然站在容闳这边：“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论。郑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却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爱憎褒贬，并不明显，以至于‘三传’便各主其说，后世更是歧说纷呈。”

王闿运：“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义，裁定正邪，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审视？有何必要立宪？《春秋》就是我华夏之宪法！”

半晌未言的张裕钊突然发话：“这倒不假。汉景帝时，窦太后偏爱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欲立其为储君。袁盎明确反对，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对宋宣公的责备。”

王闿运见有人帮腔，颇为得意：“宋宣公死前没有遵循周礼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后来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怀感念，把位子又还给了宣公的儿子，即宋殇公。殇公即位后，穆公之子子冯不服，起而争之。宋国之乱，自此延续五代不绝。《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

春秋大义

这笔文化烂账，王闿运门儿清。他避实就虚道：“‘修身（士）、齐家（大夫）、治国（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确实处处比照周礼的封建之制。周礼有何不好？一个天子，多个诸侯，看似等级分明，实则天下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远较后世郡县制民主。董子之后，一经三传（《春秋》和对其最经典的三部解释《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地位愈隆，周礼的贤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庙堂。皇帝每遇事不决，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圣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闳：“周礼好不好姑且不论。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坏，就更要审视一下这本传之后世奉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闿运：“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义，裁定正邪，万世[...]

当所有人都被《孝经》洗脑后（以满清入关时汉人“留发不留头”达到顶峰），律法却故意和“身体发肤”作对，陆续出炉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阉割）等独具匠心的体罚手段，力图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彻底击溃犯罪分子，使其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从此自绝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侣一样，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虚的，是民间基础；忠君（法家）是实的，是最终目的。为了使父权转化为君权，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先圣们早就做过社会调查了：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谁知范宣当场正色道：“我不是因为疼才哭的，而是因为想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祖训！”

这条祖训是《孝经》的中心思想。伪书《孝经》是后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写的，将“孝”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较正常，主要是用来论证“仁”的。在他看来，孝（敬爱父母）和悌（友爱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证自明的情感，而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及到朋友乃至众生，就是“仁爱”。

问题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这么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经》的高度。

当然你会问，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两家，咋瞬间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师是502胶？

事实上，作为一介儒生，言必称《春秋》的董仲舒还是希望汉武帝能够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审判也自他始。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一旦走入专制权力，最终只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两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是权力选择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权力。

于是，一幅吊诡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大儒范宣儿时的窘事。范同学八岁那年在后园挑菜，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当即号啕大哭起来。有记者自作多情地采访他：

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于“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顺序，“正”次于“王”，“王”又次于“春”。为什么？

因为春是季节，天之所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这句话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见，汉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识形态已从法家转型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从一阴（法）一阳（儒）两个方面为君主集权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春秋时贵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齐放的美好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而董仲舒倾力打造“天人感应”的主要目的是帮君主建立起“君权神授，不可动摇”的神话。你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啊？因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体为什么有五脏啊？因为大自然有五行——没辙，封建迷信害死人，汉朝草民就信这个。董老师发挥演绎一下，指导你感应进而顺应，就是让你在对天顶礼膜拜的同时，对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与自然完美结合，谁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灾害时下个罪己诏，用“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后该干嘛继续干嘛。

三年目不窥园，董老师最大的收获是把“六经注我”练到了家。

《春秋》开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寻常的时间记载，但在董老师看来，那就乖乖不得[...]

其实，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爱（一视同仁的爱）和利他主义虽然过于理想，却是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最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于法治，在于君主集立法和司法于一身，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锐地看到，在中国，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法家），有些事可以说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两者结合到一起不就OK了？

当然，标签还是得贴儒家的，体制外给信心嘛！

其实，董仲舒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天人感应”。

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进别人呼出的气，你吃下去的东西排出后化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体循环的，所以天人合一。

可惜，先贤的伟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孙败掉。先秦儒家从未提过“三纲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货，在孔子那儿，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众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对冤家。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罚；儒家耻于言利，法家大谈利己；儒家对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对人性充满绝望。

韩非在《五蠹》里把儒者归为社会的蛀虫。李斯变本加厉，直接着手操作焚书和坑儒。

于是，许多对人治传统深怀不满的人推崇《大秦帝国》，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鸠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灭，中国早就实现民主法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