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欧洲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世人永远记着过去的罪行（这也是那些纪念馆和博物馆想要达到的设计理念，即便它们还不尽如人意），也将无济于事。回忆本身总是让人争论不断，各成一派：让一些人坚信不疑的，其他人可能不以为然。而且在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是依靠一种错误的记忆而得以重建——也是依靠人们对过去的遗忘。作为对过去的弥补，1989年以后的欧洲在另一种过度的回忆上再次重建，大一统的公共记忆成为各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石。前一个欧洲是不能持久的，而后者亦是如此。一个安定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遗忘。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提倡人们健忘。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

共产党的垮台随之引发了种种苦涩的回忆。关于如何处置秘密警察文件的激烈争论只是整个事情的一方面（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倾向于通过改写历史来摆脱共产主义的历史阴影。曾经公认的真理如今彻底失去了权威，似乎成了公开的谎言。可这种禁忌的破除自有它的风险。在1989年以前，所有的反共分子都被批为“法西斯分子”。然而，如果认为“反法西斯主义”也是共产党的谎言的话，那么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就很有可能以同情甚至支持的目光来看待所有至今被指为反共分子的人，包括那些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作家重新成为主流。在东欧共产党倒台之后，就有不少国家的议会通过了动议，表彰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元[...]

当然，法国是特例。维希政权与纳粹狼狈为奸，并在纳粹计划尤其是“最终方案”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构成了法国备受折磨但却从未完整的战争回忆，也正是这段回忆，让战后欧洲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问题上做出的所有让步和努力为之失色。这并非是因为法国的表现最为糟糕，而是因为法国的作用最为重要。正如本书所述，一直到1989年，巴黎都还是欧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它的这一地位比第二帝国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夏尔·戴高乐的杰出成就不仅让法国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而且还使它成为西欧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正是法国，或者说法国的政治家、法国的体制和利益，促使欧洲依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体。在法国能够直[...]

在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德国人调查和承认他们的罪行严重性的难度事实上要小一些。当然，在一开始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去纳粹化”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早期的联邦德国历史教育仅限于威廉帝国时期以前。除了库尔特·舒马赫这样的政治家在1947年6月极为罕见地警告自己的同胞最好学会“为了德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一次话”以外，40年代和50年代的德国公众人物都在设法逃避“最终方案”这个话题。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卡辛在1952年时评论说，对于他在科隆的学生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谁都不应该再提这场战争。我的学生对战争一个字也不愿意谈”。联邦德国人在回顾这场战争时，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苦难。50年代末的民意[...]

回顾历史，最惊人的是那种普遍的特点，即忽略某些事情。遗忘犹太种族屠杀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回想这个问题的国家（例如奥地利或波兰。以奥地利为例，它的人口数量仅是德国战前的1/10，但它所提供的集中营守卫却占据了所有数目的一半）；它同时还出现在意大利，尽管大多数意大利人没有必要为这场冤案感到羞耻；英国也一样，不同的是英国人是怀着骄傲，甚至是带着怀旧之情来看待那段战争岁月的。当然，冷战的开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之一。在美国尤为如此。1995年美国国会“难民委员会”表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意图、意识、行动、规格上有别于德国纳粹党卫军。因此该委员会不会将其所作所为视为针对美国政府的敌对[...]

将近3年后，也就是1948年1月11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社论，它在动情地谈论“28万被驱逐出境者，只有2.5万人幸存”的同时，却没有一次提及“犹太”这个字眼。根据1948年通过的法案，法语中的“被驱逐出境者”一词只适用于因为政治或者抵抗入侵者的原因遭到驱逐的法国公民或居民。被驱逐的法国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被送往的集中营的性质，或者他们到达集中营之后的命运得到任何区分。因此被关进列车，运往奥斯威辛并被毒气屠杀的犹太儿童在官方文件里一律被描述为“政治流亡者”。无意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犹太儿童都在国外出生，他们在法国宪兵的威逼下离开父母，但后来在官方文件或者纪念碑[...]

因利希·海涅总结道，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他们“进入欧洲的门票”。但那是在1825年，当时要被近代世界接纳的代价是抛弃沉重的犹太民族与世界的分歧和隔阂。而在今天，进入欧洲的代价已经有所改变。海涅的总结发生了反讽的逆转，在21世纪来临之时，想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首先必须背负起一个沉重得多的全新历史包袱，海涅对此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经具有远见地宣告一个“狂热、黑暗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轰然而至”。今天，相应的欧洲标准不是洗礼，而是种族灭绝。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认波兰[...]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认波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包括来自波兰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将要离职的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为了完成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雄图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幕僚们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否认的历史——罗马尼亚在毁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它的角色……

更不可预料到的——实际上就在几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21世纪初欧洲居然成了国际美德的模范：在一系列道德和国际关系制度方面，它被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人们标举为效仿的典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选择美国模式的幻灭而产生的反响。但是它却赢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去除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和动荡之后，欧洲崭新的形象是否能够顺利地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民怎样对他们中间和他们之外的非欧洲人做出反应。在21世纪之初纷扰频仍的年代，这依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当然，如今法国和德国不再是批评家们的矛头所指了，但是海涅对两种爱国[...]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从领土方面来看，欧盟如同原始猛兽，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虽然它的法律和制度是有地域性的，其公民可以对自己的地方和对全欧洲进行投票，但却不能够相互在别人国家的选举中投票。和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所在国家的内部事务相比，人们在欧洲范围的日常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微乎其微，这样看来，欧盟的地域影响力就看不出来了。其实，欧盟的确是一个能够提供经济或其他服务的组织，但是这就把它的公民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它是“由一群被动的人组织的、由陌生人掌管的一个实体”。这就很容易激起一些负面的比较，把它和民主时代以前的西班牙和波兰等国家，或者和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静止的政治文化相比较，欧盟就显得虽然野心勃勃[...]

同时，英国和丹麦仅仅就条约主体部分签了字，但没有在单一货币的文件上签字，这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限制；另外的原因则是象征性反应，表明这些国家在放弃主权转而进入跨国体制的过程中显得很勉强。英国和以前一样，认为向欧盟迈进就是向欧洲超级大国迈进一步，为此英国非常担心。

当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辅助条文”上做了很多文章：它对欧盟官员实行“奥卡姆剃刀定律”，指出“欧盟不得采取行动（除非属于垄断性竞争）”，除非此行动比当地、地区或者某国本身采取的行动更有效。但即使是这样的条款，不同国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法国认为，此条款会使超国家的权力摆脱巴黎的控制；德国认为，该条款可以让地区性政府拥有特权；而英国则[...]

那些的确成功地跃入公众民主生活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技术官僚”——律师或经济学家——这些人在1989年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默默无闻。到当时为止，他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英雄伟绩，他们现在向芸芸众生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更让人放心的模式。瓦茨拉夫·克劳斯于2003年接替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他在总统演讲中很直率地表明了这一点：“我有一点像你们。我过去既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既不是某党派的追随者，也不是个道学先生。我出现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你：你缺乏勇气，你问心有愧。”

这里所指的“问心有愧”，提出的是关于报应这个麻烦的问题——人们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里如果做过什么事，那么他们现在身上会发生什么[...]

外国投资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西欧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却像凡尔赛协议后那样，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在情况良好的时机投入，在形势严峻时撤出。于是像过去那样，东欧人只好和西方的对手在明显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他们既无当地资本，也无海外市场，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食品和原材料，或其他低廉的工业品或消费品。这些商品保持低廉的原因是低工资和公共补贴。

因此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后共产主义”政府都动心了，就像他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前任那样，他们保护自己避免因为这样的局势而付出政治代价，他们的做法是建立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立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和公司的法律。这些较早地试图自给自足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