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联邦德国，情况恰恰相反。直到1961年，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知道是纳粹导致了战争和失败，但它真正糟糕的一些方面一直无人提起。那一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在法兰克福所举行的所谓“奥斯威辛审判”，终于迟到地将纳粹政权的邪恶行径带到德国公众的视线之内。在法兰克福，273名证人证明德国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所涉人员远远超过了被诉的23人（22名党卫军和1名集中营狱卒）。1967年，亚历山大·米茨切里希和玛格丽特·米茨切里希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无力哀悼》，指出尽管西德官方对纳粹所犯罪行承认不讳，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个人对此真正地承担责任[...]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切所具有的反讽意味。正如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学生与警察在罗马博尔格斯花园里发生对抗之后所说的，阶级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颠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喊叫着革命口号，殴打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工资微薄的南部佃农的儿子。对于任何一个对意大利过去几年有着成年人记忆的人，这种转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1969年4月24日，他们在米兰[...]

然而，60年代仍是意义非凡的10年。从玻利维亚到东南亚，第三世界处在动荡之中。“第二世界”的苏联只是在表面上局势稳定，但已维持不了多久，这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至于西方的主要国家，被暗杀和种族骚乱所摇撼，同时在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60年代中期逐步上升，在1968年达到顶峰。欧洲人在“越战”问题上观点没有分歧，各个政治派别都坚决反对“越战”，因此“越战”成为发动整个欧洲反美运动的催化剂，甚至连英国也包括在内：英国整个10年里规模最大的游行就明确是为反对美国的政策而举行的。1968年，“声援越南运动”将成千上万名学生组织起来，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到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气愤地[...]

然而，我们可以预见保姆国家（即使是后意识形态的保姆国家）制度的后果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不知道还有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成长起来的公民而言，国家有责任兑现诺言，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做好，就是它的错误。通过一群仁爱的执政者来使公共事务明显地惯例化，也不能保障那些对公共事务十分冷漠的民众会关心政府政治。从这一点来看，至少阿隆的预测没有说中。因此，正是这一代人在他们父辈向往的社会民主政治天堂里长大，才会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感到最生气和憎恶。这一悖论所孕育的征兆在公共规划和公共建筑领域内可以明确地看到：因为这个领域内，冷战双方国家都极其活跃。

这一做法的好处很大。经历了纳粹统治后的联邦德国虽然在文化上缺乏信心，但政府慷慨资助的文化机构却成了各类艺术家的圣地。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柏林交响乐团、科隆歌剧院以及几十个较小的机构（曼海姆国家大剧院、威斯巴登国家剧院等等）为成千上万名舞蹈家、音乐家、演员、舞蹈指导、剧场技师和办公室职员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失业福利、医疗保障及养老金）。许多舞蹈家和音乐家来自国外，包括美国。这些外国艺术家极大地受惠于欧洲繁荣的文化场景，其受惠程度不比当地为那些得到不同的补贴来观看或聆听他们演出的观众差。

就像“60年代”的景况直到70年代初才在许多地方真正来临一样，50年代的文化一成不变的映象——沉静、乏味、荒芜、[...]

在非天主教的社会里，即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荷兰的一部分和少数德语区的西欧国家，认为有必要把公民从传统的道德权威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进行得必然更加分散，而事实上运动一旦来临便非常剧烈，这种转型在英国最引人注目。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仍然禁止公民赌博，禁止阅读和观看前人认为“淫秽”和政治上敏感的事物，不支持（更不用说参与）同性恋行为，禁止本人或给他人堕胎，离婚会遭遇巨大困难并且受到公众鄙视。如果公民犯了谋杀等一些大罪，就会被绞死。

然而从1959年起，这类枷锁被解除了。随着那一年《淫秽出版物法案》的颁布，开始执行成人文学作品免审制度，一本成人书刊如果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科学、文学、艺术或学习”[...]

国家对其公民就业和福利问题影响力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公民在道德和观点上的权威性逐步削弱。当时并不认为这两者相矛盾。支持欧洲福利国家的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人士认为，原则上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民的经济和医疗福利、不去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康乐，同时坚决认为不应该干涉民众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事务（诸如宗教信仰和性、艺术品位和判断等等）的观点和实践。德国或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对于其国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关注仍然是合法的，他们不太愿意做这种区分，尽管他们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去适应这一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西欧的公共权力（部分地除斯堪的纳维亚外）仍然对个人事务和公民的观[...]

同其他政党一样，事实证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擅长忘记过去，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从激进的改革中消除怀旧情绪要花相对更长一些时间。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到1959年，党代表大会才在巴特哥德斯堡重新设立其长远目标和具体目的。新通过的《党纲》中坦率地提到：“民主社会主义，扎根于欧洲的天主教道德规范、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不打算宣称拥有绝对真理。”《党纲》还声明，国家应当“约束自己，仅限于参与间接影响经济的办法”。商品和就业的自由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极权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摧毁的是自由”。

这一姗姗来迟的认识在两个国家的态度中产生了明显对比：比利时工党在随后的1960年决定重新确认该党在1894年成立时的[...]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运作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英国工人运动自1918年起，就把其核心的原则和纲领建立在对国有制优点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上，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非常乐意把资本和主动权下放到私有业主手里。英国的不列颠汽车公司成为政府集中分配资源的孤立无助绝望的试验品，而瑞典没有仿效它；对于沃尔沃、萨博和其他一些私有企业，瑞典政府全部让他们自生自灭。

事实上，工业资本在“社会主义”的瑞典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政府从来不干涉私有财富的积累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即使是挪威，经过了15年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治理，国家直接拥有的或者国家运营的经济部门实际上比基督教民主党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和南欧痛苦而贫穷的农民们形成了一批盲目地支持纳粹、法西斯和单一问题农民民粹主义者的选举力量。而在北欧，同样深受苦难的农场主、伐木工人、佃农和渔夫们却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这在丹麦尤为重要，那儿的商业化耕作方式普遍、高效但规模不大），这样就模糊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私有生产和集体目标、“落后”农村和“现代化”城镇之间的社会主义差别，这种差别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中会是灾难性的。

这种劳工和农民的联合由极为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促成，出现在虔诚的新教徒社区中，不受传统农村中牧师和地主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由欧洲最成功的社会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长期平台。“红——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它们早先与德国和其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共有的激进教条和革命抱负；并于20世纪30年代时开始倾向劳资双方历史性的相互妥协。1938年在盐湖浴场（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小镇）瑞典劳资双方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奠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时也为1945年后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新组合主义伙伴关系提供了先期经验，但这一切在战前除了在法西斯支持下之外无人预料到。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欢迎这种妥协态度，因为他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选民不抱有幻想，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党却把这批选民当作核心支持者。如果社会民主党只单独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

然而，在战后欧洲的一般共识中，有一种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独特见解。社会民主主义总是被当作杂种；而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敌人就是用这个观点来反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项长期寻求理论的实践活动，是20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深刻见解的产物：就像19世纪社会主义空想家预言和计划的那样，近代欧洲中心地带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过去，而非将来。19世纪的城市暴力起义的范式作为对工业资本主义不公正和无能的解决办法，已经不仅不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它也已经是多余的。真正要改进一切阶级的状况，只能采用渐进、和平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19世纪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被抛弃。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欧洲社会[...]

。德国工业从纳粹手里和战争中继承了一切变革所带来的优点，而英国那些缺乏竞争的老工业却因袭了呆滞，深深地害怕任何变革。

德国到处都是孩子。长远看来，也许德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这种想法令人不安。

——扫罗·帕多瓦，1945

通过和莱茵河对岸的宿敌联合而弥补在英美那里受到的压力伤害，这个想法对法国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6月，法国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给他的政治老板写过一封密信：“和德国人一起来统治欧洲要胜过与他们为敌……法德修好可以使我们尽快摆脱英美的钳制。”1940年支持贝当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国签约并没有多少实际区别。法国无意脱离西方联盟，戴高乐丝毫没打算加入德国在战后重建东部的安定的计划。

1963年的条约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决心转向欧洲。对夏尔·戴高乐而言，20世纪的教训是，法国只有投身于欧洲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为法国的目标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