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下次在考慮選擇住宅區時應該記取苔園與粗制陶器的教訓。我們應該自由地去想象，隻要新的風格擺在面前，隻要我們的詞彙表中增添了新的詞彙，就能由此引出多少新型的趣味。一系列迄今爲止一直忽略了的材料和樣式将展現出它們的品質，而且既定的現狀再也無法将自己裝扮爲事物的天性和永恒秩序的體現了。

在正确地認識了建築真正的範圍之後，原本想購買一幢紅磚新都铎式住宅的買主可能會超越他們原本的打算。有幾位甚至可能會出乎他們本人預料地對天然粗糙的“閑寂”風格的水泥匣子産生興趣，通過一番美學教育曆程後，他們已然學會了欣賞它們的美德，培養出一種全新的趣味。

當我們試圖贊美某種我們缺乏合适的詞彙予以描述的現象時，經常被嘲笑得啞口無言。我們會趕在別人之前先自我審查一番。我們甚至都可能沒注意到我們已然扼殺了我們自己的好奇，正如在找到樂于傾聽的聽衆之前我們都忘了自己還有話要說。

盡管我們會嘲笑那些爲了赢得尊敬而謊稱熱愛某種美學趣味的人，可是相反的傾向卻更加要不得，即爲了不顯得與衆不同而壓制我們真實的激情。比如，我們可能會對我們熱愛水仙花這件事守口如瓶，直到在華茲華斯的詩中讀到對水仙花的贊美，或者壓抑我們對莊嚴、具有儀式化之美的雪景的喜愛，直到這種行爲的價值得到夏目漱石的肯定。

是書籍、詩歌和繪畫經常賦予我們信心，從我們自身汲取嚴肅的情感，否則我們可能永遠[...]

基恩論述道，日本人對美的感覺曆來與西方人南轅北轍：他們喜愛不規則勝于對稱，喜愛無常勝于永恒，簡單勝于華麗。而且究其原因，跟氣候或遺傳毫無關系，基恩補充道，完全是一直以來參與形成這個民族美學觀的作家、畫家以及理論家實際行動的結果。

這可是與我們各自天生就秉承相應的美學觀這樣的浪漫主義觀念完全相反，看來我們的視覺和情感功能實際上不斷地需要外界的導引，以幫助它們決定它們應該注意什麽、欣賞什麽。“文化”這個詞兒是用來稱呼幫助我們确定在衆多感受中我們該選擇、珍視哪些感受的那種力量的。

對于該建什麽我們應該恢複一種多變的柔韌感覺。沒有什麽既定的腳本來指導推土機或起重機的方向。在痛惜已經喪失了那麽多機會的同時，我們仍然毫無理由放棄一個信念：我們一直都有可能将我們的環境塑造得更加美好。

在建築領域中，正如在衆多的其他領域，我們總是力求爲我們的困境尋找出路，結果卻總是堕入陳腐的老套。在本該悲傷的時候我們卻很憤怒，在本該爲古老的街道引入适合的衛生設施與照明系統的時候卻把老街給拆了。我們根本就沒能領會我們爲什麽痛苦，同時卻徒勞地想抓住幸福的根源。

相反，我們稱之爲美的那些所在正是由極少數的建築師滿懷謙卑，充分地質疑與審視自己意欲将其對于快樂稍縱即逝的理解轉化爲具有邏輯性的規劃的熱望與執拗之後創造出來的作品——這種綜合之後的結果使他們創造出的環境能夠滿足我們那些從未明确意識到的需要。

建築師不能創造出适宜的環境正可以映射出我們在自己生活中的其他領域亦無力尋到幸福的狀況。壞的建築歸根結底不但是設計的失敗，亦是心理的失敗。它不過是通過建築材料表現出來的一個例證。同樣的傾向如果放在別的領域将導緻我們入錯行，嫁錯郎，或訂錯了假期：這種傾向未能理解我們到底是誰，到底什麽能滿足我們的需要。

不過，所有這些不适感歸根結底也沒什麽玄妙的，不過是環境沒有成功地與我們的感情形成共鳴，是由于建築師忘記了對人類精神的怪癖給予足夠的尊重，他們任由自己被“我們可能成爲什麽樣子”這種過于簡單化的想象牽着鼻子走，而不去顧及“我們原本是什麽樣子”這一錯綜複雜的事實。

我們的設計屢屢出錯的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滿足感是由微妙而又意想不到的細絲織就的。我們的椅子單單能舒服地把我們托住還遠遠不夠；它們還應該額外爲我們提供一種我們的後背受到遮擋的感覺，仿佛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在逃避一種繼承自祖先的對食肉動物的襲擊的恐懼。當我們走近大門時，我們喜歡門前能有一道小門檻，有一道欄杆，一個天篷或是一排簡單的鮮花甚至石頭——這些特征能夠幫助我們劃分出公共和私人空間的過度并以此安撫進入或離開一幢房子的焦慮不安。

設計就意味着強迫自己忘卻我們确信已然知道的事實，而去耐心地剝離出隐藏在我們這些習慣性思維方式背後的心理機制，并充分認可其神秘性，承認在諸如關燈或開水龍頭這樣的日常事務背後那令人目瞪口呆的複雜性。

增添了商店和辦公樓的同時也爲原本惰性十足的住宅區增添了某種興奮的刺激。即便是跟商店最不經意的接觸也會爲我們注入一種我們并不總能全靠自我創造出來的活力。淩晨三點孤零零懵懂懂地醒來時，我們可以看看窗外，從街對面某家店鋪仍在閃爍的霓虹中尋到安慰，它們标示的是瓶裝啤酒或二十四小時供應的比薩廣告，它們以其特殊的方式在這個偏執狂一般的淩晨時分喚起一種令人欣慰的人類的在場感。

所有這一切，勒科比西埃全都忘得一幹二淨——建築師經常這麽健忘。

于是，一幢恰當地符合語境邏輯的建築就被限定爲能夠體現出其所處的時代與地域所擁有的最值得稱羨的價值觀與最高雄心的建築作品——一幢可當作現實可行的理想之體現的建築。

我躺在東京一家酒店裏輾轉反側之際才第一次注意到房間裏的電源開關和插頭多麽不一樣。來到一個未知國度的興奮感是跟這些小裝置密不可分的，它們對于建築的意義就像是鞋子之于人：能出乎意料地将一個人的個性展現得一目了然。我在它們身上發現了這個民族特性的前兆，也正是因爲這種民族特性促使我做此遠行的。它們正是當地那種與衆不同的幸福的征兆。我的感受并非源自對異國情調的民俗的天真向往，而是希望發現存在于地域間的真正差異是如何在建築的層面尋到恰當表達的。我期望電源開關，進而推廣至整幢建築，能使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正在此地而非彼地，正活在此時而非彼時。

因發現自己在日本的鄉間竟步入了荷蘭的一角而産生的不适警告我們要對建築提出一個進一步的要求：即它們不單應該協調其自身的組成部分，而且要跟它們所處的背景和諧一緻；它們應該向我們講述屬于它們自己的地域與時代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和特色。對于一幢建築而言，能夠反映出它的文化背景應該像能适應氣象背景一樣成爲它的中心任務——一幢建築如忽略了這一點，那它就像在熱帶地區卻打不開窗或在山區卻關不上窗一樣不稱職。

有些建築顯然吃透了其美學使命，因此說服其各不相同的成分協同一緻爲成就一個整體做出合理的貢獻，別的建築則似乎對其目标猶疑不決，導緻各種不同的特點各自怒沖沖地朝對立的方向發展。不一緻的情況有多種表現，可以表現在比例上，也可以表現在窗戶、屋頂和門誰主誰次的争執上。也可能它們的形式正好體現出對于幸福的本質尚未解決的諸多争論。

高層建築最主要的特征即它是高聳的，”他論道。“它的每一寸都必須是驕傲的、淩空的，以純然的狂喜高聳入雲，所以從頭到腳它都應該是個整體，沒有一根不和諧的線條。”不出幾年，他的建議就在紐約與芝加哥那些偉大的摩天大樓身上得到圓滿的實現，它們所具有的美就仿佛下定決心一心一意齊聲宣揚高度的結果。從底層那錐形的入口到頂端無線電杆發出的朝周邊眨着眼睛的紅寶石般的亮光，這些高聳入雲的辦公大樓的每一寸都完全符合沙利文的期許：驕傲、淩空、狂喜而且絕對地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