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之間，友情會成立嗎？

對這個陳腐的問題，陳腐的回答是“不”。至少在角田登場以前。在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支配的社會中，女人之間的友情，在“原理”上是不成立的。因爲，所有的女人，都以男人爲歸屬而互爲潛在的競争對手。

這裏順便提一句，似乎有人在想，既然有同性社會性欲望的“男人之間的紐帶”，那麽，與之對應的“女人之間的紐帶”，也應該存在。可是，在性別不對稱的社會中，女人的同性社會性共同體是不成立的。因爲，同性社會性共同體，有一個分配社會資源尤其是成員資格的功能。女人欠缺社會資源，若想獲得成員資格，（迄今爲止）隻能通過歸屬于男人的途徑。女人之間也有非正式的集團，可把那種集團稱爲“同性社會性共同體”，隻[...]

厭女症之于女人即爲自我厭惡，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厭女症作爲自我厭惡來體驗，其方式就是把自己當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從而把厭女症轉嫁出去。爲此，有兩種策略。一種是成爲特權精英女人，被男人當作“名譽男人”來對待，即成爲“女強人”的策略。另一種是自動退出“女人”的範疇，從面逃脫被估價的女人身份，即“醜女”策略。或許可說，前一種是“往上走”的策略，後一種是“往下退”的策略。

中村在《賣身女人》一文中說，“我賣身的動機，是想在成爲男人性欲望對象的問題上确保自身的主體性，在賣身的女人中，會有與我同樣動機的人吧。”她推測，“東電女職員，或許就是那種類型的娼妓。”

“東電女職員，通過自主的個體賣娼，實現了對将‘性客體’角色強加于自己身上的人們的報複，她由此體味到一種勝利感，這就是讓她沉迷上瘾的那種恍惚感的真相。”

買娼賣娼的營業，如果沒有男人不擇對象這個前提條件，不可能成立。“不擇對象”的，不是女人，是男人。爲此，男人一方必須具備的性欲機制，是抹去女人的個體差異，如戀物癖一般，僅對女性符号便能發情。正因爲男人的性欲對“迷你裙”、“裸體”甚至性器官等片斷的肢體部位也能發生條件反射，性買賣才得以成立。

可是，這并不意味着，男人的性欲就像被稱爲“獸欲”一般，是一種動物的本能。恰恰相反，這意味着男人的性欲是如此被條件規定了的文化産物。

買娼的男人，買的不是女人，而是女人這個符号。正因爲男人是在對符号發情，對符号射精，所以，買娼才是自慰行爲之一種。

那麽，賣娼的女人，賣的又是什麽呢？賣的是“成爲物品的自己”（或者[...]

據說，衡量男人成功的一個社會指标，是擁有“美人妻”，其實，更準确地說，是“花錢的妻子”。這是男人爲了誇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滿足的，滿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這麽多錢來維修保繕。在美國，這被稱爲“花瓶妻”（trophy wife），是勝利的獎賞，于是，富人妻要孜孜不倦地花錢美容保養着裝，因爲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她們通過這種方式，證明她是與丈夫匹配的女人。給丈夫賦予價值的，是她自己。

如果女人的性被不斷降價，女人就被抹去了一切附加價值，成爲一個女性性器官。化濃妝穿風衣的A子，脫衣裸體之後，“身高一米六九、體重四十四公斤”〔佐野（真），2003b：21〕。這具因厭食症而瘦骨伶仃的身體，甚至把男客吓得後退。即便如此，男客還是幹完事付錢給她。爲什麽？因爲她已經被還原成了一個女性性器官。閉上眼睛，腦子裏想着別的女人，或者幹脆抱一種虐待狂心态，“就算把自己的手換成娼妓的陰道”，男人也能射精。

二戰時的軍隊慰安所，被士兵們稱爲“bi屋”。朝鮮慰安婦的地方被稱爲“朝鮮bi屋”，中國慰安婦的地方被稱爲“支那bi屋”，據說，“bi”在中文裏是指女性性器官的俗語，不知是否可信。那裏不像妓院，不[...]

對于把自己的性不斷降價以至不要錢誰都可以白幹的女人，男人社會一邊輕蔑，一邊又把她們聖化爲“遍身瘡癡的菩薩”、“黑色瑪利亞”〔佐野（真），2003b：50〕。不拒絕任何男人的女人，男人們不禁要贊頌爲自堕地獄以拯救男人的瑪利亞。即使女人一方一丁點兒也沒有那種意圖，男人們也要将對自己性欲的負罪感反過來投射到女人身上，給自己找借口。“聖處女瑪利亞”的反面，就是娼妓“抹大拉的瑪利亞”，兩者共有一個瑪利亞之名，不是偶然的吧。男人把女人分爲“用于生殖的女人”和“用于快樂的女人”，這種性的雙重标準，不能不讓男人自身也陷入困境。

人們多會認爲，賣娼的金額是娼妓被标的價，可是，賣娼的反面是買娼。男人支付的金錢，也是男人對自己的買娼行爲所标的價。付給A子五千日元的男人，不但給A子的性标價五千，反過來也是對自己的性欲标了五千的價，對“想得到滿足想到那個地步的男人可憐的性欲”，A子标了五千日元的價。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她對爲了性欲的滿足不得不依賴女人到了如此地步的男人的憫笑。

“父親的女兒”，會重複生産父權制下的“父親的女兒”。做“父親的女兒”，意味着甘心忍受自我厭惡和性別壓抑。我們必須切斷這種惡性循環。

可是，要想從“父親的女兒”轉換爲“母親的女兒”，決非易事。隻要母親依然充當父權制的代理人，女兒與母親的關系就不可能和諧；反之，如果母親想忠實于自己的欲望，女兒又會目睹她受到父權社會的産厲制裁。将母女關系作爲一個重要主題來思考，是從女性主義開始。我們從中懂得，母女關系絕非順暢如意。

正如田島所言，“選擇母親的語言，意味着死亡；選擇父親的語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閹割。”要想脫離“父親的女兒”，應該是拒絕“二者擇一”的任何一種選擇。爲了脫離現代父權制的厭女症，女人隻能放棄“[...]

這種對父親的反叛和侮辱，在有自傷傾向的“援交少女”即十多歲的賣淫少女身上也能看到。她們将與父親年齡相仿的嫖客視爲“父親的代理人”，把自己的身體供奉給這些男人的低劣卑賤的性欲，将屬于父親而父親又絕不能玷污的“女兒的身體”像扔進臭水溝一般讓男人們随意玷污，通過這種方式，她們實現向父親的複仇，當然，她們的複仇隻能用自傷自罰的方式，這正是作爲絕對弱者的女兒們選擇可能性的狹小之處。

社會心理學家埃利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早已指出這個問題，他把這種機制稱爲“自我身份确認的否定性形成”。他注意到，在青春期少女的“自我身份認同擴散綜合症”中，可以看到她們的帶着絕望感的嘗試，有的少女走向賣淫[...]

購物狂、迷戀男招待、整容手術、甚至當應召女郎，這些爲确認“女性分數”的讓人抹淚的努力，在她身上成爲一種商品化的表演。在我看來，她的表演與有意過度表演女人味兒的“變裝皇後（Drag Queen）”十分相似。她一邊在異性戀的制度下表演着對“女性分數”的追求，可實際上，她在意的完全隻是女性讀者的視線。

“變裝皇後”，是一種男同性戀的女裝策略，他們表演過度的引入發笑的女人味兒，使性別的虛構性成爲笑料。中村亦如此。她通過過度追求“女性分數”而使自己成爲一個滑稽角色。通過這種表演，她徹底地揭露了“女人”性別的虛構性，順便，也徹底地嘲弄了對這種虛構如自動機器一般發情的男人的欲望。

“學業分數”與“女性分數”，常常不一緻。不僅如此，在對學校文化的研究中還發現，這兩種分數之間存在着“分裂相生”的關系。“女性分數”高的女生，周圍原本沒有期待她的學業，因爲她已經擁有生存下去的“替代資源”。西蒙娜·波伏娃自述，她從小就被父母拿去與漂亮的妹妹相比，一直被教導，“像你這麽難看的女孩，不好好學習還能怎麽辦？”學業分數被期待爲對“女性資源”匮乏的彌補。反之，學業分數低的少女，則試圖以“女性分數”的“替代資源”來立于學業優秀的女生之上。對成績好的女生，她們嘲笑其“女性資源”的貧乏，挖苦她們是“醜女”、“不懂男人”，同時她們自己積極地向時裝化妝品等“女性資源”投資，不過，“女性分數”不是靠自[...]

在她念高中的時候，女生們的慣例是，去上學時穿校服的裙子，到學校後換爲運動服的褲子。這不是學校的強制，是學生們自己的選擇。裙子，是最易懂也最頑固的女性符号，男人沒有穿裙子的選擇，但女人既可以穿裙子也可以穿褲子，這意味着，女人穿裙子就是在選擇“扮女裝”。白井以經驗數據證明，在男女同校改革的前後，這一慣例發生了急劇變化，男女同校後的女生們，無論上學途中還是在校園内，一直都“扮女裝”。美國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說，“女人味兒”是一種“展演（performative）”，那麽可以說，女人是通過持續地“扮女裝”而“成爲女人”的。男女同校的女生們，是在用女裝符号來實踐将自己與男生們[...]

人在成爲女人的時候，要先将“女人”這個範疇所背負的曆史性的厭女症姑且接受下來。如果滿足于這個範疇所指定的位置，那麽，“女人”就誕生了。可是，女性主義者，就是對那個指定位置感到不滿、對厭女症不能适應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從厭女症出發的女性主義者。做一個女性主義者，就意味着與厭女症的糾葛和抗争。沒有厭女症的女人（假如那種女人真的存在的話），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成爲女性主義者，有時會聽到有女人号稱“我從來沒有拘泥過自己是女人這回事”，這種說法其實應該翻譯成“我一直在回避與厭女症的正面抗争”。

對兒子來說，父親成爲母親以之爲恥的“沒出息的父親”，母親則因除了伺候那個父親以外別無出路而成爲“不滿的母親”。可是，兒子因預知自己早晚會成爲那個父親的命運而不能徹底厭惡父親，他通過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而成爲“不成器的兒子”。兒子又因爲不能回應将“不滿的母親”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責，同時，兒子還悄悄地意識到，保持“不成器的兒子”的狀态，卻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兒子不脫離自己支配圈的母親隐秘的期待。（中略）女兒雖然沒有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的必要，卻也沒有像兒子那樣被給予自力掙脫“沒出息”狀态的能力和機會。女兒因爲明了前面的人生終歸不過隻是委身于一個無法自主的男人，度過如“不滿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