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教同志，这是诬陷，我可是结了婚的人！我有老婆！我还有子女！”小个子男人向前迈了一步，迫使我后退。

“这样就罪加一等了，扎图莱茨基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结了婚这一事实，使得追女人的人罪加一等。”

“请您收回您刚才说的话！”扎图莱茨基先生说，语气中透着威胁。

“同意！”我摆出和解的姿态，“婚姻并不一定就使追女人的人罪加一等。但是，这算不上什么。我对您说过，我并不责怪您，我非常非常理解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您在企图诱惑一个男人的女朋友之后，怎么还可以强迫他为您的论文写阅读报告呢？”

“不要演戏了。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抵赖是没有用的。”

“我不明白您的话。”小个子男人又重复了一遍，但是，这一次，语调更为强硬。

我则以一种欢快的、近乎友善的语调说：“听我说，扎图莱茨基先生，我是不打算责备您的。我也一样，很喜欢女人，我理解您。我也一样，换了我的话，我也会对一个年轻姑娘大献殷勤的，假如我独自和她待在一个房间里，而她又光着身子裹在一件雨衣中，保不齐我会做出什么来呢。”

小个子男人的脸唰地就变白了：“这是诬陷！”

“不，这是事实，扎图莱茨基先生。”

“是那位女士对您说的吗？”

“她对我无话不说，没有任何秘密。”

我看着眼前的他：弱小，执拗，令人生畏；我看到了他额头上垂直的皱纹，它描画出一条表示一种惟一激情的纹路；我看到这道纹路，我明白，这是一条由两个点规定的直线：一个点是我的阅读报告，另一个点是他的那篇论文；除了这条顽固不化的直线的瑕疵，他的生命中就只有一样东西存在，一种惟有圣徒才做得到的苦行。于是，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邪恶的弥补计划。

“我希望您能明白，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对您说的了。”我说。

“我不明白您的话。”

正当我在玛丽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紧咬着嘴唇，心中盘算着怎么实行报复，这时，门开了，扎图莱茨基先生出现了。

他一看到我，脸上就放射出幸福的光芒。他向我鞠了一躬，还问了一声好。

他来得太早了，我还来不及考虑复仇计划。

他问我，昨天是不是看到了转给我的字条。

我一声不吭。

他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是的。”我终于答道。

“这么说，那篇报告，您就要写了？”

第二天，玛丽女士对我说，扎图莱茨基先生已经威胁过她，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他如何跟她大吵大闹，如何告了她的状；可怜的玛丽眼泪汪汪的，嗓音都变得颤巍巍了；这一次，我真的动怒了。我心里清楚得很，始终玩着藏猫猫游戏的玛丽女士，实际上迄今为止一直是在开玩笑（更多地出于对我的同情，而不是纯粹的取乐），然而她现在感到了威胁，她自然会把我看成是这种冒犯的起因。这些损害还不算，还有更糟糕的事实没有算在里面呢，瞧瞧，玛丽女士被迫泄露了我的小阁楼的地址，有人连续敲了十分钟我家的门，克拉拉已经被吓坏了，想到这一切，我气不打一处来，心中的怒气立即冒了出来。

当天晚上，我就从那张字条上读到，他那篇关于米科拉什·阿莱什的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扎图莱茨基先生正恭候着我撰写早已允诺的报告。他还补充了一句，说他还会到学校找我。

她屈从了一种犯罪感，不再凝视屋顶，目光巡视了房间一周，想找到她放衣服的地方。但是，门敲得那么紧，她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脱下的衣服了，只看到门口挂着的我的那件雨衣。她匆匆套上雨衣，打开了门。

在门口，她看到的，不是一张凶残的老奸巨猾的脸，而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问了一声好：“请问助教先生在家吗？”“不在，他出去了！”“真遗憾。”小个子男人说，彬彬有礼地道歉，“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一篇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他答应过我了，现在，这件事情十分紧迫。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至少给他留一张字条。”

克拉拉给了小个子男人一张纸和一支笔。当天晚上，我就从那张字条上读到，他那篇关于米科拉什·阿莱什的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

那一天，她独自在家。白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小阁楼中闷热异常，几乎能叫人窒息。于是，她赤裸裸地躺在长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屋顶。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咚咚地敲响房门。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既然我的小阁楼门上没有门铃，来访者就得直接敲门。这样，克拉拉丝毫不为这一阵骚乱所动，根本就不打算中断自己面对屋顶的沉思。但是，敲门声一直响个不停；而且，它体现出一种冷静而又无法理解的固执：克拉拉终于变得神经质起来；她开始想象站在门前的一位先生，想象他慢慢地、优雅地翻开上衣的里子，随后突然就开口问她，为什么她不马上开门，她到底想掩藏什么，她是不是登记了住在这里。她屈从了一种犯罪感，不再凝视屋顶，目光巡视了房间一周[...]

我的两件西服就挤到了大衣柜的角落里，而我的小阁楼变成了妇女服装的专柜。

我确实很喜欢克拉拉；她很美丽；我们一起出门时，见别人频频地回头看我们，我心中就别提有多美了；她比我小十三岁，这一情况只会在学生的眼中增添我的魅力；总之，我有一千个理由看重她。然而，我又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就住在我那里。我怀疑，可能已经有人因此而责怪我那位善良的房东，这个上了年纪的人为人谨慎，从不管我的闲事；我担心他有朝一日来找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无可奈何地请我把我的女朋友打发出门，以保全他的良好声誉。因此，我严肃地告诫克拉拉，无论谁来敲门，都不许开。

当然，我不敢夸口，我在公寓楼里的声誉就一定好到什么程度。而且，每当我去利托米什尔市小住时，我差不多总是把房间借给我的伙伴们，他们在阁楼中一玩起来就大吵大闹的，弄得全楼的人夜里都睡不好觉。所有这些激起一部分居民的愤怒，他们向我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战争，其战斗形式具体表现为：时不时的，街道委员会便会有专门的意见传达给我，甚至还会有控告信递到房管处。

在我这故事发生的年月里，克拉拉开始觉得，每天要从切拉科维采村赶来布拉格上班，实在是一件难事，就决定夜里住在我这里，一开始她还有些腼腆，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留下过夜，后来，她留下了一条裙子，再后来，又留下好几条裙子，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两件西服就挤到了大衣柜的角[...]

没错，我的固定地址是在利托米什尔市。我在那里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的遗物；我一有可能，就会离开布拉格，回到家里工作和学习，回到妈妈的小小居所。所以，我一直把我母亲的地址留作我的永久性地址。但是，在布拉格，我一直无法如我期望的那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单身公寓，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于是，我在环城马路附近的一个街区，从二房东的手里，租了一间完全独立的小小的阁楼房，我尽可能悄悄地隐居其中，以免无谓地遇上那些不受欢迎的拜访者，省得他们老是看我三天两头调换女朋友。

“怎么，他住在利托米什尔市？”

“助教先生在布拉格只有一个临时落脚点，他不希望我把地址告诉别人……”

“我要求您把助教先生在布拉格的家庭地址告诉我。”小个子男人叫嚷起来，嗓音颤声颤气的。

玛丽女士彻底地慌了神。她说出了那个地址，我的小阁楼，我可怜的藏身之地，我幸福的巢穴。这一回，我在劫难逃了。

于是，小个子男人把矛头对准了玛丽女士。他指责她把课程表安排得一塌糊涂。她不无讥讽地问，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教师们在什么时候上课：他威胁说，他要去校长那里告她。他大吵大闹。他口口声声说，他同样也要控告助教同志，他排了课竟然不上。他问她校长在不在。

不幸的是，校长在。

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敲开校长室的门，走了进去。十分钟之后，他又回到玛丽女士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她要我的私人地址。

“利托米什尔市，斯卡尔尼科瓦街二十号。”玛丽女士说。

但是，有一天，扎图莱茨基先生终于厌倦了捉迷藏，咚咚咚地敲响了玛丽女士办公室的门。“我倒要问一问，助教同志到底什么时候上课呢？”“这个问题，您只要查一下课程表就知道了。”玛丽女士反唇相讥，指了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大图表，那上面一清二楚地写着每门课程的上课时间。

“我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可不愿意被人糊弄，“但是，助教同志从来就没有在星期二来上过课，星期三也从来不来。难道他停课了吗？”

“没有呀。”玛丽女士答道，显然有些难堪。

可是信却给退了回来！”第二天，玛丽女士见到我时，冲我抱怨：“您的老先生都快把我逼疯了。请您别生我的气，您又让我怎么对他说才好呢？我告诉他说，您已经回来了，得了，您现在就自个儿琢磨着去对付他吧！”

我当然不怪玛丽女士，她已经尽心尽力了，再说，我还远远没有服输呢。我知道我是抓不住的。我的生活完全转入了地下，我偷偷地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上课，而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却偷偷躲在学校对面，藏在一栋大楼的过道里，幸灾乐祸地看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好戏，看他等着我从学校中出来。我真想给我自己戴上一头假发，粘上一把假胡子。我把自己当成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开膛者杰克，当成了穿越城市的隐身人。我真是开心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