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从抽屉中拿出信纸，给扎图莱茨基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小心地避免对他的研究作出任何形式的评判，我对他解释说，我关于十九世纪绘画的想法，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尤其是在《造型艺术思维》的编辑眼中，因此，我的介入不仅不会有用，反而可能坏事；同时，我回敬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一大堆友好的客套话，我相信他不会看不出字里行间对他的一种感激之情。

信投进邮筒之后，我就立即忘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但是，扎图莱茨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再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造型艺术思维》曾自认为很有道理地拒绝过我的文章呢；此外，对我来说，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这个姓，还跟克拉拉，跟那瓶斯利沃维什酒，跟一个美妙的夜晚密切相连呢。无论如何，我不会否定它，那样做不人道，我只需伸出一只手，掰着手指头数，就能数出有谁把我当作“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够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惟一的崇拜者变成我的敌人呢？

电话说到最后，我使用了一些巧妙而又含糊的措辞，让我们两人谁都以为其中的意思很明白，卡劳塞克认为是一种承诺，而我认为是一种脱身之计。我挂了电话，拿定主意，坚决不写那篇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论文的阅读报告。

毋庸置疑，这是一大堆蠢话。确实，就在当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的主编卡劳塞克博士（不过，他是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之一）在给我的电话里，就这样给它定了性。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学校，对我说：“你收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论文没有？这样，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写一篇阅读报告吧，五位专家已经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还是一味固执，他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请写上几行字吧，就说它怎么怎么站不住脚，你有资格说这话，你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得尖酸一点，这样，他就会让我们清静了。”

但是，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对：为什么偏偏是我，恰恰是我，要成为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刽子手？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为我的成功而畅饮，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末日的序幕。

由于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心情舒畅。克拉拉还在幸福的熟睡之中，我就拿起扎图莱茨基先生随信附来的文章，带着一种好玩的漠不关心的心境，坐在床上，读了起来。

这篇题为《米科拉什·阿莱什，捷克绘画的一位大师》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读，我为它花费半个小时都是冤枉了。通篇堆积了陈词滥调，没有一丝儿合逻辑的展开，没有一丝儿独特的思想。

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拉格的一家制衣厂去踩缝纫机，成天在一个偌大的车间里干活。这天晚上，我坐在克拉拉面前，一边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喜，一边轻巧地夸口说，我可以托朋友帮忙，为她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改善她的处境。我肯定地说，绝对不能允许让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在缝纫机面前耗尽她的美，我决定让她成为一个模特儿。

克拉拉没有反驳我，我们十分和谐地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成了他在漆黑的深夜中惟一的一道微光。

我和克拉拉，我们就这一位扎图莱茨基先生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个崇高的姓氏刺激了我们；当然，我们的玩笑都是真诚的，因为他写给我的赞美辞令我慷慨大方，尤其当我手中还握着一瓶美味的斯利沃维什酒时。在这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我慷慨到了极点，简直可说是感受到了对全世界的爱。虽不能给全世界赠送礼物，我至少给克拉拉送了。就算谈不上是礼物，至少还算是允诺。

克拉拉是一个良家少女，芳龄二十。我说良家少女还是轻了，简直是名门闺秀！她父亲早年是个银行经理，因此算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前后被赶出布拉格，下放到切拉科维采村定居，离首都有老远的一段路程。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

我从写字台上拿起那封信，冲克拉拉念道：

“亲爱的同志——假如您允许的话，我愿使用这样的称呼——亲爱的同行——敬请您原谅一个您素昧平生的人冒昧地给您写信：我找您不为别的，只求您能读一读随信奉上的拙文。我并不认识您，但我很尊敬您，因为您在我眼中并非平凡之人，您的观点，您的推理，您的结论，始终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证实我本人研究的结果……”接着，就是对我名誉的一番盛情赞美，临了还有一个要求：请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推荐给《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半年来那家杂志始终拒绝他的文章，并把它贬了一通。他们对他说，我的意见将是决定性的，于是，我从此就成了他惟一的希望，成了他在漆黑的深夜中惟一的一道微[...]

“再给我倒一杯斯利沃维什。”克拉拉冲我说，我也不反对。我们为开酒瓶找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借口，不过，理由十足：我有一篇很长的论文发在一本艺术史杂志上，那天，我刚刚收到了相当丰厚的一笔稿费。

要说呢，我的论文实在是费了一番周折才得以发表的。我早先写的东西，招来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所以，老派而又审慎的《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回绝了这篇文章，我只得把它转投给另一家对手杂志。尽管它的名气实在不太大，但它的编辑比较年轻，顾忌也比较少。

邮递员把汇款单送到学校，还捎带来一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上午，我由于陶醉于新赢得的声誉，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但是，等到回家后，夜深人静之际，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为了逗乐子，我[...]

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暧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它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是对的；或者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或者无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压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后隐藏着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一“或者／或者”，实际意味着无法接受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意味着无法面对最高审判官的缺席。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变得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曼说：“人的‘自我’是不是紧紧地被限定，并被密封地关闭在他的肉体的表面的限度中？他由之组成的许多因素难道不属于他之外和他之先的宇宙？……普遍的精神与个人的精神之区别，在过去并不像在今天这样使众魂灵敬而畏之……”；并且，“我们会面对一种现象，我们将愿意称之为摹仿或继续，也即一种生活的观念，它认为每个人的作用旨在复苏某些既定的形式，某些由先人建立的神话的图腾，并使它们再生”。

历史地、心理地探讨神话、圣文，这意味着：使它们变为世俗，使它们世俗化。世俗来自拉丁文PROFANUM：圣殿前的地带，在圣殿之外。世俗化即指将神圣移之于圣殿之外，在宗教之外的领域。如果说在小说的空气里，笑被无形地散布，小说的世俗化便是世俗化中最恶劣的一种。因为宗教与幽默是不能相容的。

亵渎神圣世界的非神化（ENTGOBTTERUNG）是现代的特殊现象。非神化不意味着无神论主义，它表示这样一种境况：个人，即我思，取代作为一切之基础的上帝；人可以继续保持他的信仰，在教堂里下跪，在床上祈祷，他的虔诚从此只属于他的主观世界。在描述了这种境况之后，海德格尔（HEIADEGGER）下了结论：“诸神便这样走开。由此而导致的空虚被对神话的历史与心理的探索所填充。”

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这种道德与人类无法根除的行为相对立，这种行为便是：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判断，先行判断并不求理解。这种随时准备进行判断的热忱态度，从小说的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恨的傻，最害人的恶。小说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说之外。到那边，如果您乐意，那就请控诉巴努什的怯懦，控诉艾玛·包法利，控诉拉斯第涅克（RASTGNAC），这是您的事情；小说家对此毫无办法。

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象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象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还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