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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非鱼16
2017-12-07 加入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碾过人心，也是一种戾气。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现实的生活，让你慢慢卸下伪装，慢慢还原本真来。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遇到强者，会躲避、会退让；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这也许是女性角色的劣势
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思想深入人心；女性对自己的弱者形象也已经习以为常。
再加上人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在这里会更舒服、更自在，没有压力和紧张，并且不想走出去。
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人天性这个东西，跟童年经历息息相关。
打上的烙印，不是轻易就能擦掉和遗忘的。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是虚假的亢奋。
经常不说话的人，突然说起话来，那就有点搂不住。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新闻从业人员，坚持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没有错误。
但记者，首先你是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人，有自己人性和情感，不应该是冰冷的，在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丝温存。
没有对错，只有应不应该。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我睁开眼睛，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的凝视这个新的世界。
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好多时候，都感觉自己一辈子也就这么个样子了。
以前从没有考虑到死的问题，就这么到死，也就这样了。
不考虑的时候以为没有，但真正见过更多生死以后，也就淡然了。
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新闻从业人员的时代使命感啊
“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记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揭露事实真相
新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接近新闻的和信心，那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嘉宾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光广。
陈虻去世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那不是他想要的。他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死亡不可怕，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
人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才是活着。
不要因为走的太远，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给你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人，他们是鲜活的，让人不假思索的从个人蒙昧中解脱出来，是活着的人。
他们冲刷着我们的无知和偏见，让我们心里不安，让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让我们重新的审视自己。
“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人，和人交往是个社会化的过程。
无意识下的是对人的刻板印象，想当然的以为别人是什么样，他就应该是什么样，结果由于个人的无知和偏见，结果导致概念化、模式化的刻板印象。
无意识不光是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是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啊，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可困难就在于此，因为蒙昧就是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坎。
上吊不是因为秦玉河死了，告状的缘由没了，今后无法再告状了，这冤永远无法洗清了；而是因为秦玉河的死，李雪莲的告状成了笑话。因为李雪莲的告状，已不是原来的告状，二十年来，芝麻已经变成了西瓜，蚂蚁已经变成了大象，现在芝麻和蚂蚁突然消失了，告状的链条断了，使你无法告状了，这链条的断法，成了笑话，捎带着整个告状也成了笑话。不但今年的告状成了笑话，二十年来的告状都成了笑话。不但告状成了笑话，告状的人也成了笑话。芝麻自个儿飞走了，蚂蚁把自个儿的窝儿给毁了。何况，今年又与往年的告状不同，今年不但被人骗了人，还被人骗了身；这个骗身，传的全天下人都知道了，李雪莲真的成了潘金莲，这样的结局，也同样成了笑话。告状告不[...]
最后，告状的事儿，告状的人，都成了笑话。
告状成了笑话，就不是冤的事儿，就成了个羞。
只是个冤，还能活的下去；天天蒙着羞，就让人没法子活了。
羞于活在人世，就是这么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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