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一旦以制度为对手，从事功上说，是一定失败的，除非他放弃个人立场，变成一位聚良招莠的“豪杰之士”。一方面，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不求成功的人推动的；另一方面，进步的完成，又要仰仗不羞于利用别人的豪杰之士，仰仗大众的蜂屯蚊聚。那么，对一个从道德理想或别的什么理想出发的人来说，便是有双重风险了。

我难得向她不再新鲜的肉体求欢，除非在非常迫切和绝望的情况下。对面的杂货铺老板有个小女儿，她的倩影都把我快逼疯了，不过在瓦莱丽亚的帮助下，我对自己异想天开的困境倒找到了一些合法的出路。

在mairie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后，我把她领到我租的那套新公寓，多少叫她感到意外的是，在我碰她以前，先让她穿上一件女孩子穿的寻常睡衣，那是我想法从一家孤儿院的内衣橱里偷出来的。结婚当夜，我得到一些乐趣，日出时那个白痴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不过现实不久就揭穿了一切。退了色的鬈发露出黑色的发根，刮过的小服上的汗毛竟然变成了皮刺，那张湿漉漉的富有表情的嘴，不管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却总很不光彩地暴露出跟她那已故的貌似蟾蜍的妈妈在一幅受到珍藏的画像上的嘴的相似之处。不久，亨伯特·亨伯特得照顾的不是一个苍白的流浪的小女孩儿，而是一个肥胖臃肿、短腿巨乳实际上毫无头脑的baba

虽然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想找个安慰自己的人，一盆受到赞美的蔬菜牛肉浓汤，一个充满生气的人造女性阴部，可瓦莱丽亚身上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模仿小女孩的那种神态。她那么模仿倒不是因为她猜到我会动心。那只是她的作风——而我却着了迷。

不久以后，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决定结婚。我想，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家里做的三餐、婚姻的种种习俗、床第之间常规的避孕措施，以及，谁知道呢，某些道德标准、某些精神上的替代物的最终成熟，即便不能涤除我那丢脸的、危险的欲念，至少也许能帮我将这些欲念加以平和的控制。

第二天下午两点一刻，我在自己的那套房间里又和她约会，但这次却不大成功，一夜之间，她身上似乎少了几分稚气，多了点儿成年女人的味儿。

当然，我想吻她。我纵情恣意，跟她交合，比以前跟任何一个年轻女子都要尽兴。那天晚上，我对长睫毛莫尼卡的最后印象带着一丝欢快的情趣，我发现这种情趣很难跟我那不光彩的、污秽的、沉默的爱情生活中任何一件事儿联系在一起。

在我玩过的那八十多个grues，唯有她叫我感到一阵真正的欢乐。“Ilétaitmalin,celui qui ainventé cetruc—là，”她亲切友好地评论道，接着用同样最时新的速度又钻到她的衣服里面。

跳绳，跳房子。那个穿着黑衣服、挨着我坐在我的长椅上，坐在我的欢乐之枷上（有个性感少女正在我脚下寻找一个失落了的弹子）的老婆子问我是不是肚子疼，这个不懂礼貌的母夜叉。啊，别来跟我搅和，让我独自待在我的生机旺盛的公园里，待在我的长满青苔的花园里。让她们永远在我四周玩耍，永远不要长大。

还是让我们规规矩矩地文雅一点吧。亨伯特·亨伯特竭力想安分守己。说真的，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对纯洁、软弱的普通儿童十分尊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几乎没有多少惹起吵闹的危险，他也不会去玷污这类孩子的天真无邪。可是当他在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中发现一个小精灵时，他的心跳得有多厉害啊，那个“enfant charmante et fourbe”，生着朦胧的眼睛，艳丽的嘴唇，你只要让她知道你在望着她，就会受到十年监禁。

那个能使你善，能使你恶的，不属于善、恶范围中的东西，如果我们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

其实也未必有那么可怕。我看过些反乌托邦小说，或科幻电影之类，对里边的渲染，不是很有同感。再新的技术，顶多让“老大哥”无所不在，但那并不能实现完美的控制。完美的控制，需要完美的、被权利彻底腐化的人民，令人人都是“老大哥”，人人互相迫害，传递不幸，“成吉思汗”才得乘隙宰制无余。电报机之类，固有助焉，毕竟只是工具，代替不了那根本的工作。

曾有朋友拿一个荒唐的老问题来问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过去，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我说，春秋吧。他说，那个太古了，换一个。我认真地想了想，说，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着天热，将一顶汉奸的帽子劈头罩来。我说您别急，听我一一道来：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元代赋税较宋明皆轻。“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诗经》以后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学。许多文人，没了正统的出身之路，颇有牢骚，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这些人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读书无用，难道不强过读书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贤，去做那郎君领袖、烟霞状元，又有什么不好？到了明代，一窝蜂地去做官讲道，官也没做好，道也没讲好，先把个活泼泼的曲儿剧儿失传了。

卢梭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未免有些娇气，想当女婿，又想不要丈母娘——其实，只要这些枷锁，没有一种是绝对的，人尚可是自由的。李贽感受到的压迫，根源并非在批评他的道学家，而在于他喜欢的秦始皇，他是认错人了。

前面说到年幼时的某种经验，又想起李贽的一段话——与本文主旨无关，却既然想起，便舍不得不引用一下。他说从前自己的脑子省着不用，“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影，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话可以拿来自诫至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