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所在地，是一座陈旧的灰色两层楼房。这种五十年代初建造起来的木结构筒子楼，房间宽敞，但家家鸡犬相闻，似乎缺少必要的遮掩。走廊虽宽，人们又在那里划界为防，垒起各种形状的炉灶、煤池和一些面目不清的家什，将走廊占去大半。冬天，当各家生炉取暖时，烟筒就从门上探进走廊，刹那间便会狼烟四起，伸手不见五指。烟把走廊熏得乌黑，我妹妹就给这座楼起了个外号叫“古堡幽灵”。古堡也罢，幽灵也罢，反正大白天进来也要走“夜路”。
我和安然一前一后迂回着穿过“夜路”，刚拐上楼梯，就听到一阵忽高忽低的争吵声。“是二老。”安然扭头告诉我。
“等他们吵完再进去。”我没好气地说。
“咱们不进去，他们就总也吵不完。”安然说着，紧跑[...]
“唱哪个？”安然脸上出现了片刻的阴转晴。
“就是那个‘希啦呀瓦哩卢达塞’。”
我听着《温柔的歌唱》，心直往下沉。我完全明白安然害怕的不是考试，而是考试后的三好学生评选。我故意安慰她勇敢地迎接考试，其实我怎么能忘记，安然从初一到高一，从来就没当选过三好学生。
她害怕评选，刚才在街上那一阵阵欢乐，是忧郁的欢乐吗？
变成了这样的我；培养了安然吃东西的速度，也培养了我们俩这种特殊感情。也许还培养了我们总是以外来人的眼光，居高临下来看待我们所在的城市——平易市。
“姐，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想那张床？”安然问我。
“哪儿啊，我在想今天是个星期天。”
“是个沉闷的星期天。”
“是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个害怕的星期天。”安然说完竟停下来不走了。
“怎么呢？”
“明天进入复习，一星期后就要期末考试了。”安然眼睛看着别处，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太阳把她的脸烤得通红，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当学生总要考试。你可不像个害怕考试的人。好了，你看都到家了，我希望你唱着歌上楼。”我推了推安然的肩膀。
当时她把头紧紧贴在我瘦弱、单薄的怀里，把我当成她唯一的保护人。尽管那时我也是孩子，我也需要人的保护，可是想到我能去保护一个人，这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啊。我敢说，我和所有欺侮安然的大人和孩子较量过；我敢说，那时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孕育着的爱是伟大的。我听说吃核桃能使人长头发，就把所有的零用钱攒起来，都给安然买了核桃。我盼望她的头发变得滋润、光亮。现在我常想，她终于有了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那是因为小时候吃了我给她买的核桃。安然会不会这样想？我猜也会。可我们谁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有时越是那些微不足道、看起来荒唐的事，越能使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我就常这样想，是那段经历使安然变成现在这样的安然，使我[...]
那时她才三岁，每当宿舍里的妈妈们下地干活时，草铺上的一群孩子就立刻实现了世界大同。他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各取所需。大孩子瞧见小不点儿手中的吃食，会蜂拥而上把它们抢走。我妹妹在这个大同世界里慢慢总结出经验：东西要想不被别人抢去，就得快吃。柿饼、黑枣常常把嘴填塞得难以蠕动。这使得她老是闹病，不是肠炎就是胃疼。妈妈发现这点，只好把她送到北京外婆家，那时，我早已寄居在外婆家了。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她穿着一身辨不出颜色的棉衣，穿着一双紧挤着脚的单鞋，焦黄的头发上沾着干校草铺上的草籽儿，脸蛋儿叫野地里的风给吹得粗糙、通红。她就那样跟在妈妈身后走进了外婆的四合院，扑进了我的怀里。从此，我和安然一直在一起。[...]
“喂，你必须立刻关掉录音机。”我站在房间一头，像船长命令船员一样向她发布命令。
“那好，你必须立刻给我洗一个苹果。”她服从了我的命令，但又和我讲起条件。
我不能不满足她，因为我喜欢她超过喜欢我的父母，就像她喜欢我那样。我递给她一个苹果，自己也吃一个，然后就坐在桌前开始做自己的事，耳边只剩下清脆的咀嚼声。苹果吃到一半，我抬头看看她，她也刚好吃完一半。
“怎么你今天吃得这么慢？”我嘲笑她。
“哈，对不起，这是第二个了。”她冲我做了个怪相儿。
顺便提一句，我妹妹吃东西也有着惊人的速度。这速度是她小时候跟父母在“五七”干校，在集体宿舍草铺上养成的。
抄下中文的谐音：
“希啦呀瓦哩卢达塞，撒里希多奎哇，希啦呀瓦哩卢达塞，喏恩嗒噢……”
这首《温柔的歌唱》叫她给学得惟妙惟肖。
也许因为她具有异常惊人的模仿力，她学外文像是得天独厚。她没有当什么大“家”的奢望，只想做个好翻译；幻想着当她走在那些学者、名流或大政治家身边时，怎样才能把他们的语言准确无误地翻译给对方。她常指着电视里那些风度翩翩的翻译说：“那就是我。”但她对其他功课也挺认真，各科成绩都算突出，我曾经怀疑她的学习态度，因为她总是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写作业。她说那是她的习惯，尤其思考物理题时，听着录音机，思维细胞相当活跃、灵敏。但我老是觉得她有点儿煞有介事。
号——“：”，仿佛安然爱说话都是它的缘故。它印在那里，又像专门引逗别人说话似的。每当你瞧见这个“：”，就忍不住要对着她的耳朵说上点儿什么。
可是，她顶讨厌别人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她喜欢在一定距离内，毫无顾忌地对着你说，也希望你像她一样对着她说。她还喜欢什么？喜欢快节奏的音乐，喜欢足球赛，她知道马拉多纳在西班牙一蹶不振的原因，还知道鲁梅尼格为什么不参加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喜欢黄梅戏（怪事儿），喜欢冷饮，能一口气吃七支雪糕。喜欢游泳，喜欢读短篇小说，喜欢集邮，喜欢练习针灸，喜欢织毛袜子（仅仅织成过半只），喜欢体育课上的跳“山羊”，喜欢山口百惠。她打开录音机，随着山口百惠朴实、动情的歌声，[...]
其实，她是个地道的女孩儿。尽管她爱和人辩论，爱穿夹克衫，爱放鞭炮，爱大声地笑，有时候还爱趁人不备吹一两声口哨。看起来这全是男孩子的秉性，可是，有谁规定过女孩子不许对这些发生兴趣呢？
从家具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身边的安然：身高一米六六，体重五十九公斤，穿三十八号半的鞋。头发很好，乌黑、厚密，整齐的刘海儿齐着眉毛盖住了鼓圆的脑门；面孔不漂亮，但招人喜欢——至少招我喜欢。安然的皮肤不算白，却异常细腻、匀净。她常骄傲地告诉我，班里的祝文娟脸上长“青春美丽痘”啦，米晓玲有雀斑啦。而她，从来和这些斑斑点点无缘。在安然胖乎乎的、光洁的圆脸上，紧靠右边的耳朵，只有两颗并排的黑痦子，就像排在铅字里的冒[...]
么会有你我？”我小声说。
“不懂，实在不懂。”安然低头看着脚面，“你说妈怎么会爱上爸？妈那么漂亮，爸那么不漂亮。”
“我不这样看，什么叫漂亮？”
“佐罗就漂亮。”安然把头猛然转向我，就像等待我的反驳。“特别……特别是他的下巴。我顶喜欢佐罗的下巴。”安然说。
我抬头盯住她的脸，她脸红了。我第一次看见她脸红，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妹妹是个女孩儿。
看看商标，产地上海，标价二百二十元。
“我真想买这张床。”我说。
“姐姐，你……结婚吗？”安然小心、警惕地观察着我。
“不是——你没看见，这是张单人床。”
“为你自己？”
“啊。”
“不明白。”
“结了婚就不需要买单人床啦？比方说，两个人吵了嘴，你就可以到单人床上去睡。”我对安然解释着。我什么也不想瞒她，尽管我比她大八岁。
“结婚就意味着吵嘴吗？”
“不能那么说，可世界上没有不吵嘴的夫妻。”
“比如咱们家那两位，二老。”安然立刻接上了话茬，当然是指我们的父母。
我们已经来到街上，我不愿在街上谈论父母，因此没有接下去。她却没完没了：“在他们身上我看不见……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
“没有爱情怎[...]
她对家具一向不感兴趣。在这种年龄，家具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学校，一只四脚凳，二分之一课桌；在家里，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桌子，难道还不够吗？桌子抽屉上要是再带一把小锁，那简直就是奢侈了。我对家具有兴趣，我快步走入店门，她也就毫无怨言地跟了进来，这是平易市唯一一家家具店，里面陈列着一些做工粗糙、木质低劣的板箱、衣柜等。一股鳔胶和劣等油漆的混合气味直扑鼻子。我的眼睛从这些东西上掠过，不自主地盯住了一个角落，那里摆着一张崭新的烤漆席梦思单人床。我一点儿也不否认它吸引了我。在我的年龄，对舒适的床发生兴趣有什么奇怪呢。我径直走到它跟前，看出它不是本地产品。平易市能购进这样一张床，真算是革新之举。我俯下身子[...]
“不——防冷涂的蜡。”我妹妹把“冷”字念得拐了个小弯儿，就像京剧道白那样。说完，她便大笑起来，一笑又是那么无所顾忌，把嘴张得那么大。这使我又一次想到她的年龄，十六岁，还不懂得什么叫掩饰。我分明看见，两个挎着菜篮的老太太直冲她撇嘴。几个穿T恤的小伙子也停下来莫名其妙地朝她张望。
“走吧，安然，去家具店。”我说。安然是我妹妹的名字。
“嘭！”拐棍断在一个果皮箱上，她顺手把它扔了进去，原来又发现了“新大陆”。她拉着我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是站立在橱窗里那两位男女模特儿吸引了我们，他们的样子实在叫人不得不多看两眼。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他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地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
“怪可怜的。”我妹妹说。
“连衣服也不给换。”我说。
“店里的美工一定在闹情绪。”
“那女的好像有黄疸性肝炎。”
她没有跟上来。当她再次和我并肩行走时，手里真的多了一根“拐棍”。但她没有吃，却举着它朝着停放在商店门前的汽车、自行车，朝着路灯电杆，朝着果皮箱，朝着邮筒指指点点。“嘭嘭嘭嘭！”她一边敲打着它们，一边用只有我才能理解的词儿奚落大街上的行人。她管卖冰棍的老太太叫“木刻”，管交通警却叫“卖冰棍的”。迎面走来的一个白脸青年被叫做“贤惠大嫂”，一个戴太阳镜的女孩子她叫她“欢欢”（熊猫）。她管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一位香喷喷、暖烘烘的胖女人叫“珍珠鸡”，因为人家穿了一条灰底儿白点子的长裙。她的嘴一分钟也不停，好像有满肚子话要说，好像有话不说出来就堵塞了延续她的生命之路，她立刻就会……怎么说呢？
Copyright @ 2012-2013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