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滋养了安然的灵魂；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我注意到安然最近爱照镜子，过去她可不这样。有一天，我发现她躺在床上，面朝墙，正抽抽搭搭地哭。

“喂，你笑什么？”我故意冲她说反话。这招儿很灵，她真的破涕为笑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拿我当男孩子看，其实我是个女的，女的！”她笑了一下，就又变得严肃了。

我也严肃地说：“过去，我对你是有点儿——有点儿男女不分。现在，我觉得你是个完完全全的女孩儿，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儿！”我把她从床上拉了起来，“不信你照照镜子，你瞧你的眉毛多好，皮肤多细。”

“可是我的眼睛小，嘴巴大。”安然一伸手，把一面小镜子举到眼前，冲着镜子挤眉弄眼。

造出来。美在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这些，安然你懂吗？现在你拿起爸爸的笔，重复爸爸的话，只不过是刚刚跟在爸爸后边捡起了路旁的一块石头。你显然没有重复艺术家的冒险，可我已经在经历着了。

后来我和爸爸又以“到底是作者造就读者，还是读者造就作者”为题，没完没了地讨论了好久。结果是不了了之，爸爸还是那句老话：“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假如我还看得见的话。”

或许是我们经常变换花样的谈话影响了安然；或许是爸爸那一幅幅叫人激动、叫人想跳、想唱的[...]

爸爸不吭声。我总觉得他有点宠着安然。安然的话真让我有点无地自容，“还不放下笔！”我无话可说，开始斥责她。

“哼，要是上帝把所有的狗都创造成一种声音，多好！”她放下笔，“我们班有个女生怕人看她，每次去车棚推车都拉着我。我说，就怪你和别人长得不一样。”安然说完又拿起画笔，找张纸东抹西抹地画了辆自行车。

安然，别又煞有介事，我什么不懂！人活着，应该不断追求，不断思索，不应该去学着迎合。我不禁想起我所心爱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创[...]

“坐下，安静，我明白你。但我想告诉你，假如一个人整天‘可是、可是’地过日子，日子就没法过。更不用说去追求点儿什么了。高更当年在塔希提岛上拿自己的画换顿饭吃都没人要。你一定会说，高更先生，饭总归要吃的呀。当然，我不是高更，这太不自量。可我也不是他的追随者。”

安然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她举起一支油画笔，站在我们面前，神气活现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一辈子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契诃夫说过：‘有大狗，有小狗。但小狗无须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所有的狗都叫，但都按照上帝给予它的声音去叫。’对吗？”她显然是在替爸爸说话。

“您在画院是专业画家，总得……”

“总得什么？”爸爸扬起眉毛，但没看我。

“我是说——”我是想说总得被人承认呵，可我说不下去了。大凡人在讲违心的话时，心情在充满矛盾时，总是吞吞吐吐吧。时代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要世故，我从来就不否认这点。

“你喜欢吃糖吧？”爸爸没头没脑地问。

“当然。”我说。小时候不是还拔过一颗虫子牙嘛。

“你满心欢喜地吃完一块糖，转脸就声明，这糖是苦的，对不对？”爸爸再次扬起眉毛时，看了我一眼。瞧他那神情，倒真和安然挖苦人时差不多。

“我还不是为您，我当然爱您的画，可是……”

不管怎样被议论、冷落，爸爸的画倒是我和安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些画面上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生机，感受到的是生活的节奏和旋律，它们就在你耳边、眼前洋溢。就是这些节奏和旋律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诱惑，这诱惑也许来自画面上的形象，也许就是他那奔放、朴拙的笔触，热情、斑斓的色彩。总之，祖国、大自然、生活……这些名词在我们脑子里是再具体不过了。

可我有时也希望爸爸的画应时一些，也许那会一下改变他的处境。

“爸爸，您不妨画一些说明性较强的东西。”

爸爸不说话。

（我愿把“物”改成“人”）？

他的画面上不常有人，没有甩开膀子开山的队伍；没有站在棉田里用手背擦汗的大嫂；没有人伸出胳膊做指向前方的姿势；许多画甚至连标志新农村的拖拉机、高压线都没有。有的是北方深秋棕红色的大山，明丽、爽朗的蓝天，缠绵、散漫的河滩、流水，缠绕在山腰间的毛茸茸的小路，和那随风战栗的羽毛扇似的小白杨；有的是早春充满生机的果园，那鼓鼓的花苞缀满枝头，正默默地等待时机，只等大自然一声令下，好像就会同时爆炸出颜色和芬芳；有盛夏时节的原野，五彩缤纷的花束：怒放的玫瑰，羞涩的矢车菊，铃铛般的草芙蓉和信手从路边采来的不被人注意的那些金色的星星点点。

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

拿我爸爸来说，他就是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尽管老是像个醉鬼（他不喝酒）一样跌跌撞撞。他是风景、静物画家，五十年代毕业于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在省画院搞专业创作。专业创作是个既魅人又叫人紧张的词儿，它意味着创作时间的充裕和由此招来的精神上的压力。有些年，他的画连省美展都通不过。人家说他的画无法为工农兵服务，人家说从他的画面上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脉搏在跳动，人家还给他定了一些不成文的流派。总之一句话，他的画起不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他在画院是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我想，一定还会有人暗中埋怨：画院怎么供着这样一个废……物（[...]

起吗？

我顺林荫路往回走着，路灯夹杂在高大的杨树干里，把树干上那些眼睛模样的疤痕照得很清楚。我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走自己的路。

“怎么说呢？安然除了唱歌讽刺同学，最近还有……怎么说呢，比如，”韦婉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我又在等待那个“比如”了。“比如她总和一个叫刘冬虎的男生在一起。还有，过去她挺朴素，现在也打扮起来了。上星期她好像穿了一件大红衬衫，对了，没有扣子，背后带一条拉链。”

“那是……新买的。”我差点说出那是我给她买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韦婉正要说下去，但她要等的人来了，一个呆板的方脸青年。

韦婉忘了给我介绍，我们谁也不便和谁打招呼。一刹那，韦婉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丢下我就走。碎花连衣裙和一件“特丽灵”衬衫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树下一闪一闪。

难道她真认为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刺眼吗？它真能和“问题”这样的字眼连在一[...]

作为金科玉律的，韦婉又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

“也许我用词严重了一些，但消防知识里有句话叫‘防患于未燃’。”

“到底怎么啦？”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班里有个叫米晓玲的同学，最近和安然闹翻了。经过调查，我觉得责任在安然，她不应该用唱歌的办法伤害同学。并且，那支歌也……我不便在这里重复。总之吧，这事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原来这样。我长出了一口气。

“还有什么事没有？”我问。

“不，我一个人出来走走。”我说。

接着就是有问有答地把小学时的同学都扼要地谈论了一遍，然后把话题转到安然身上。现在要是不谈谈她的学生安然，我们一定会愣在这里的。

“安然在班里表现怎么样？”我问。

“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准备专门去家里和你谈谈的。”韦婉语气郑重，像是在模仿着我们哪位老师的神情。“她很聪明，也很用功。就是……”

当然我等的就是这个“就是”。

“用形容成人的话来说，就是群众关系不怎么好。”

“她爱讽刺人。”我试探着。

“怎么说呢？”这似乎是她新添的口头语，“安静，你作为安然的姐姐，作为我的老同学，应该协助安然把路子走正。”

“你是说安然她……”我的心一阵紧跳。小时候我从来都是把老师的话[...]

后来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只听说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她从外地调回平易市，做了中学教师，正巧还是安然的班主任。按说我们住在一个城市，又是小学同学，又有安然这层关系，是应该有接触的。可不知为什么，从没有往来。小时候我虽然为她对我的肯定暗自高兴过，还增加了对她的敬佩，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她还产生了几分恐惧心理，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一种人。现在碰上了，看来还得站一会儿。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在等人吧？”我和她站了个对面，问她。

“啊。”她显得热情地答应了一声，“早就听说你抽回来了，你看咱们整天谁也见不着谁的面。你也等人？”

详细告诉我们，那要看肚子上有没有一条竖线，凡是有线的才可以生。不知谁“啪”地打开了电灯，十几个人都从被窝里爬起来，开始察看自己的肚子。韦婉则像个女预言家似的光着脚在地上一一审视着，并指出谁行谁不行。我当时就是第一个被肯定有那条竖线的。当时我是多么骄傲啊，但身上反而一阵痉挛，起了好多鸡皮疙瘩。有个头发黄黄的同学因为没有那条线而流了泪，那时，我们全体都真心实意地替她惋惜。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最高也就一米五八。看看脚上，还有一寸多高的鞋跟。她头发有意无意地向高处蓬松着，穿一条碎花尼龙绸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看来她很知道打扮自己了。我想到小时候她可不是这样，腰带经常耷拉在外面，引起男生的哄笑。可那稍显低哑的声音，那眼光——有些早熟的眼光，却又使我想起我在寄宿小学的那些时光。

那时我和她关系一般，可在宿舍里我们的床却紧挨着。韦婉当时在我们中间个子最高，懂得很多神秘莫测的事情。一年级时，有一天晚上熄灯后，她忽然问大家：“哎，我说你们长大了都想生小孩吗？”大家先是嘻嘻笑了一阵，然后有人小声说：“想啊。”说完又是一阵嘻嘻的笑。韦婉在黑暗里又以神秘的口气说：“生孩子，可不是谁想生就生。”后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