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说，“但是，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娼妓通常在自己的家里卖淫，而不是在借来的房子里。”

人们常说，女人的心灵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你就是用再理性的力量，也打动不了她心中非理性的坚固栅栏。从一开始起，我们的谈话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兆中。

我把教授对我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克拉拉，我还向她讲述了街道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我试图说服她，我们最终将排除一切障碍。

克拉拉先是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她说我应该对一切负责。“你能不能至少让我跳出这个服装厂呢？”

我已经说过，她住在我家期间，曾经毫无顾忌，甚至流露出最最自然的本性，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画室中相会，她却觉得很不自在。岂止是很不自在。“真丢人。”她甚至说。

“什么东西让你丢人了？”我问道。

“你竟向别人借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向别人借一套房子就让你丢人了？”

“因为这里头有某种丢人的东西。”

“我们没法不这样做。”

哪怕只见一会儿也不想。所以，我去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让他在晚上把他的画室借给我们。那一天，他第一次把钥匙给了我。

于是，我们又在一个屋顶之下相会了，在一个很大的房间中，屋里有一个很小的长沙发，一个宽阔的斜面窗户，从窗户中望出来，能看到晚霞中的布拉格；在沿墙而挂的数量不少的绘画中，在艺术家的这片无忧无虑的狼藉和混乱中，我一下子就重新找到我那古老的自由感，这是多么甜美的感觉啊！我在长沙发上打滚，把开瓶钻钻入瓶塞，打开一瓶葡萄酒。自由，欢快，我滔滔不绝地谈着，陶醉于我们将要度过的美好的晚上和美好的夜。

只是，刚刚弃我而去的忧虑，将它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克拉拉身上。

我爱我的那位服装女工，我真的十分爱她。

那一天，我跟她在一个教堂门前约会。不能在家里见面，不行。因为家还是家吗？一个四壁玻璃的房间还算是家吗？一个时时被人拿望远镜监视着的房间还是家吗？一个你必须把你所爱的女人藏起来，像藏一件走私品那样藏起来的房间，它还能算是一个家吗？

就这样，在我们家中，我们感觉并不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就像是擅入者，感到自己被领进一片陌生的领地，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抢劫的危险，一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我们就如惊弓之鸟，丧失了冷静，每时每刻，我们都担心有人会来敲门，而且敲个没完没了。克拉拉回到了切拉科维采村，在这个家中，这个对我们变得陌生的家中，我们再也不想见面，哪怕只见一会儿也不想。[...]

我脚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开始感到了教授对我提过的不利氛围。当然，还没有任何人找我去谈话，但我已经听到一些风声。教师们通常都在玛丽女士的办公室里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聊天，口无遮拦地乱说一通，玛丽听到后，便好心地向我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几天后，校务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评估；我已经想象出委员们正在阅读街道委员会送来的报告，对这份材料，我只知道一点：它是秘密的，但对它的内容我不可能有丝毫的了解。

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委曲求全。必须丢卒保车，放弃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保全基本的阵地。然而，在我看来，我的爱情是我最后的阵地。是的，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我突然开始明白，我[...]

“看门人没有对我们说到一个叫海伦娜的女人，”烫头发的女人插话说，“不过，他倒是对我们说过，一个月以来，你未经申报，就收留了一个在服装厂工作的姑娘。别忘了，您还是三房客呢，同志！你以为你可以随便招谁来住吗？你把你的房间当作妓院了吗？如果你不想把那女人的姓名告诉我们，到时候警察会找到她。”

趁着她的那位墨涅拉俄斯去酒吧喝一杯时，我上前跟她搭上了话。第二天，她来找我，就在我家度过了下午。傍晚时分，我离开她大约有两个钟头，去学校开会。当我回到家里后，她很伤心，她对我说，有一个先生来过，对她非礼。她以为我跟那个先生是串通好了害她的，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就再也不愿听我说什么。于是，您瞧瞧，我甚至都没有时间知道她究竟姓甚名谁。”

“同志，无论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位金发女士说，“我始终绝对无法想象，一个像您这样的男人居然还在为青年人教课。在我们的国家里，生活对于您难道就只是吃喝玩乐，只是勾引女人吗？请您放心，我们会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转告有关部门。”

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您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是在哪一天来找我的吗？”

“是在……请你们等一下，”尖下巴男人说，看了看他的那一沓纸，“十四日，星期三的下午。”

“星期三，十四日……请等一下……”我两手捧住脑袋，在那里思索，“对了，这下我想起来了。她叫海伦娜。”我注意到，他们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嘴唇。

“海伦娜……好的，还有呢？”

“还有什么？很不幸，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并没有想打听她的底细。说实话，我甚至都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就叫海伦娜。我叫她海伦娜，因为她丈夫长着一头棕红的头发，在我看来就像是墨涅拉俄斯。我是星期二晚上认识她的，在一个舞厅里，

这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烫头发的女人插话了；她一针见血地谈到了问题的实质：“同志，我们请你对我们说实话，扎图莱茨基先生在你家里见到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明白，要把这件事从它荒诞的严肃性之中拔出来，显然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把线索搞乱，让克拉拉远离所有这些人，把他们从她身边引开，就像鹌鹑把猎狗从它的巢边引开，宁可牺牲自己的肉体，也要保住幼雏的性命。

“真是麻烦呢，”我说，“不过，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了。”

“怎么？你不记得跟你一起生活的女人的名字？”烫发的女人问道。

“您对待女人的举止似乎可说是典范吧，同志。”金发女人说。

“我可能还能回想起来，不过，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那也完全没有必要专门为此开一个会啊。”

“很幸运啊，同志，幸亏不是由你来决定有没有必要开我们这个会。”尖下巴男人回答我说，“如果你现在声称，扎图莱茨基同志的论文一无是处，我们就必须把这一点看成是一种报复。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给我们读过一封信，是你知道有这样一篇论文之后写给她丈夫的。”

“是的，我写过这封信。但是，在信中，我对那篇论文的质量没有说过一个字。”

“确实如此。但是，你对扎图莱茨基同志说，你很愿意帮助他；读了你的信，显然让人觉得，你对他的论文很赞赏。而你现在却说，那是一种抄袭。你为什么不立即在那封信中对他说清楚呢？你为什么不对他坦诚相言呢？”

“这位同志是个两面派。”金发女士说。

“我接着说吧，”尖下巴男人继续道，“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对我们说，她丈夫去你家里找过你，并在那里遇到一个女人。很显然，这个女人后来对你诬陷了他，她声称，扎图莱茨基同志试图对她进行性骚扰。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可以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明，证明她丈夫根本无法实施这样一种行为。她想知道那个诬陷她丈夫的女人的姓名，并打算向负责刑事案件的全国委员会提起诉讼，因为这一诬陷损害了她丈夫的名誉，有可能剥夺他的生存手段。”

我试图再一次截除这一事情中畸形发展的部分：“请听我说，同志，这一切根本就用不着。那一篇论文实在写得太糟糕了，岂止我呢，恐怕谁都不会推荐它的。如果说，在那个女人和扎图莱茨基先生之间产生了一场误会，那也完[...]

这篇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很难把这篇论文称为科学研究论文，通篇都是东拼西凑的陈词滥调！”我打断尖下巴男人的话，说得非常明确。

“同志，这就奇怪了。”这时候，一个女人插话道，她三十来岁的样子，一头金色的头发，穿戴很是时髦，满脸堆积着灿烂的微笑（似乎生来如此），“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的专业是什么？”

“艺术史。”

“扎图莱茨基同志的专业是什么？”

“我一无所知。他也许寻求同一领域中的研究。”

“你们瞧瞧，”金发女士叫嚷起来，热情奔放地转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对这位同志来说，一个同一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不是一个同志，而是一个竞争对手。”

街道委员会位于一个旧店铺中，成员们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指了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他戴着眼镜，下巴尖削。我道了谢，坐下来。于是，他便开始讲话。他向我宣布说，街道委员会一段时间以来就注意到我了，他们很清楚我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这给邻居们带来一种很不好的印象；我那个楼里的居民们早就在抱怨了，因为我的房间吵得慌，闹得他们整夜都无法睡觉；所有这一切，足以让他们对我这个人有了一个确切的概念；而最重要的是，扎图莱茨基夫人同志，一位科学研究者的妻子，前来街道委员会要求帮助：半年多以来，我就应该为她丈夫的科学研究论文撰写一份阅读报告，而我始终没写，尽管我心中十分明白，这篇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

而且，马儿也不拒绝战斗。回到家里后，我在信箱里发现一份通知单，传我去街道委员会开一次会。

您在偷偷地教课，这就是说，您在做您不应该做的事。随后，人们还将认定，您侮辱了一个求您帮忙的人。人们将认定，您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一个年轻姑娘未经申报，就住在您家里，这将给校务委员会主席女士带来一种极为不好的印象。事情肯定会传播开来，天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流言蜚语，所有那些憎恨您的人该乐坏了，他们本来就反对您的观点，正憋着劲找一个借口，好好治您一下呢。”

我知道，教授并不想吓唬我，也不打算引诱我犯错误，但是，我把他看成为一个独特的怪人，我不想向他的怀疑主义屈服。我是自己骑上了这匹马的；我不能允许他来牵着我的缰绳，把我带到他认为对头的地方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