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對西漢前期商業的發展有一段描述：“漢興，海内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鹽鐵論·力耕》中也說：“自京師(長安)東西南北，曆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可見商業的繁榮景象，保持并發展了戰國以來商品交換活躍的勢頭。西漢末人口已達6000萬，三倍于戰國之世，商品流通的規模自然有相應的擴大。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古樂器，似筝〕、鬥雞、走狗、六博、蹋鞠〔taju 踏居，踢球〕者。臨淄之途，車毂〔gu谷，車輪中心的圓木〕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蘇秦列傳》)雖文學語言，不無誇張，但也可見臨淄的繁華景象。像臨淄那樣或稍遜于臨淄的城市，戰國時還不下十幾個，那裏的商業都很活躍。楚國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城内人擠人，有“朝衣鮮而暮衣敝”之說；連後起的秦都鹹陽，也是“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城市商業很像樣子了。

鐵制農具的推廣，牛力墾種的使用，耕作技術的改進，水利灌溉的發展，農業生産力步步提高。農業勞動者由奴隸轉爲農奴，再由農奴升爲個體小農，生産積極性也步步增長。随着生産的增加，他們有越來越多的剩餘産品要求出售，又越來越多地要求購回所需的生活、生産資料。與個體農民的成長相并行，許多手工業奴隸也得以解放，成爲獨立的手工業者，其産品更是以出售爲目的，不投入市場就不能換到生活必需品和所用的原料。同時，山澤之利陸續開放，青銅、冶鐵、煮鹽等主要手工業在很多地區和很多時間内歸私人經營，改變了過去手工業由官府壟斷的格局。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商品交換，擴大了市場容量。再加上城市的興築，交通的開辟，政治局面的逐漸趨于統一[...]

本來商族人行旅貿易于四方，也常到毗鄰周族所居的地區去做買賣，在周人心目中，買賣人就是商族人。商亡後，商族人做買賣的更多了，商族人和買賣人交織在一起，給人們的這個印象更深了。以後，商族和周族之間的民族界限逐漸泯滅，非商族的買賣人也逐漸多了起來，買賣人雖已未必以商族人爲主體，但人們卻不分種族，仍把“商人”作爲買賣人的通稱。起先人們隻把跑販運貿易的人叫做“商”，坐市肆售物的叫做“賈”，即所謂“行商坐賈”，後來逐漸把他們統稱爲商人了。現在我們之所以稱用于出售的生産物爲“商品”，稱專門從事交換的行業爲“商業”，就是從“商人”一詞沿用而來的。商族、商人、商品、商業，都和古時的商朝有曆史淵源。

但此時遠離生産、鄙視勞動的奴隸主，已無人願意像過去部落首領王亥那樣，不辭辛苦，不避風險，親自去主持遠距離的交換活動；交換之事已改由其手下的小臣(奴隸管事)率領奴隸去具體操辦。這些人揚帆駕車，一出去就是好長時間，路上總是在盤算如何“得貝”、“朋來”(貝朋都是貨币，五貝串成一索，兩索分挂左右，名爲一朋，商代的貝白色)，希望如意順利，“朋從爾思”。他們“不耕獲，不菑畬〔菑，zi，初耕地；畬yu，開墾三年的熟田〕”，成了專門搞交換的人。

商王朝建立了一個奴隸制的大國(公元前1711—前1066年)。

不準在市外營業的規定，到唐代開始稍有突破。唐前期在長安朱雀大街已有人在早晨售賣各種食物，供上朝公幹和宮中采買需用。唐後期在鄰近市的坊(以前稱“裏”)裏，由手工業者自己開設鋪子的情況多了起來，如崇仁坊的樂器鋪，靖恭坊的氈曲，宣陽坊的彩色絲絹鋪，延壽坊的金、銀、玉器店；古時已有但還不多的前店後廠，唐時有了更大的發展。在坊裏還出現了售賣日用零星商品的小鋪子，賣餅、馄饨、抓飯的飲食店；釀酒作坊裏酒旗相連，出售美酒；有的坊裏還有“茶肆”。唐後期，傍晚散市、市門關閉的限制已被打開缺口。在繁華的大城市裏以至某些城市，都出現了夜市，特別是揚州，夜市更盛。王建詩：“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即描寫了揚州[...]

商業的繁榮首先是城市的繁榮，自漢至唐這一直是商業發展的最重要的标志。

西漢時全國有六大商業城市：首都長安是國内商業和同西域通商的中心；臨淄是齊魯地區的大都會和商業、紡織業中心，人口多于長安(10萬戶)；河南地區的洛陽素有經商傳統；河東、河内地區最大的商業中心是“富冠海内”的邯鄲；南陽(宛)冶鐵業發達，“業多賈”；成都則是巴蜀一帶鹽、鐵、布等物産運出的咽喉之地。六大城市以下還有十幾個中等城市。東漢時京師移至洛陽。魏晉南北朝期間，長安、洛陽叠有廢興，至隋唐時長安、洛陽才又重現繁榮，成爲全國的首都和陪都。唐時京兆郡共有36萬多戶，人口二倍于漢時的西京長安，是最大的商業和對西域貿易的中心，“四方珍奇，[...]

《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山西饒材、竹、榖〔gu谷，木名，即楮〕、(纟盧)〔lu盧，麻縷〕、牦、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鉛)、丹砂、犀、玳瑁、珠玑、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氈、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大略)也。”戰國以來各地自然資源和物産的地域分工與商品化，仍然是漢代販運貿易發展的基礎。“船長十丈，轺車〔轺yao堯，一馬駕的輕便車〕百乘，牛車千輛”，行賈郡國，是商人們活動的熱點。珍奇貨賄的交易仍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所謂“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财匮少”(《史記·貨殖列傳》，虞爲掌管山澤之官)，[...]

可是好景不長，唐中葉以後，土地兼并之風熾烈，均田制弛壞，大土地所有制的田莊經濟又日益興起，許多自耕農紛紛破産逃亡，淪爲依附于田莊的佃客、蔭庇于豪家的“私屬”，商業的發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統治階級内部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交織與激化，于天寶末爆發了安史之亂，戰亂期間北方再一次遭到嚴重的破壞，商業一時又陷于凋敝。戰後，藩鎮割據，唐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因而着意加強對南方的控制和經營，全國的經濟重心逐漸顯露出向南轉移的趨勢。人口多數集中在南方，商業的發展也以南方爲快，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唐前期北方商業的優勢地位。

唐後期由于均田制、租調庸制的崩潰，而于德宗時(公元780年)改行兩稅法，兩稅中的戶稅按錢計[...]

東漢(公元25—220年)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産技術在某些方面雖比西漢有提高之處，但總的看來，即使在全盛時期，其人口、墾地、糧食産量都沒有超過西漢的最高水平，商業的發展總的也不可能超過西漢。黃金流通量比西漢減少，其貨币作用減退(寶藏爲主)；谷帛等實物有時常被用作流通手段，這是商品經濟規模縮小的征象。唯一有所進步的是長江以南各郡經濟開始略有開發，人口漸增，商業比過去繁榮，有一些新興城市發展起來。

東漢商業發展變慢的一個重要的經濟上的原因是自給性增強的田莊經濟的出現，縮小了商品生産的範圍，削弱了商品流通的基礎。東漢建國以來即由豪族當政，中央集權衰落，地方勢力膨脹，豪強地主兼并大量土地，役使大量的奴婢和[...]

《史記·貨殖列傳》對西漢前期商業的發展有一段描述：“漢興，海内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鹽鐵論·力耕》中也說：“自京師(長安)東西南北，曆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可見商業的繁榮景象，保持并發展了戰國以來商品交換活躍的勢頭。西漢末人口已達6000萬，三倍于戰國之世，商品流通的規模自然有相應的擴大。

西漢(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商業之所以比戰國又前進一步，根本原因是戰國以來個體小農經濟的持續發展(秦末受挫，西漢前期又複蘇)和農業生産力的持續提高，生産量增長，從而商品量持續增長。而國家的統一——自秦以來[...]

春秋戰國時期，随着販運貿易的興起，商業利潤的豐厚，商稅的征收越來越引起統治者濃厚的興趣。商稅在西周時開始。據《周禮》所記，當時在市上由廛人征收的稅有“廛布”(倉庫貨場的借用之稅，當時的稅是征收銅制的“布”币)、“絘〔ci次〕布”(絘布，市肆房屋之稅)、“總布”(度量衡器之稅和無肆立持者之稅)、“質布”(契券之稅)、“罰布”五種名目，但“征于市者勿征于關”，商品的過境稅——關稅還未開征。進入春秋，關市之征兩者并舉。齊國管仲因輔佐桓公功大，桓公賜他“三歸”——市場租稅常例歸公的部分，緻使管仲“富于列國之君”，可見齊國市稅收入之多。春秋後期，晉平公門下的食客就靠市稅收入來供養，“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

農民身份的提高，農業生産的發展，引起了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活動——“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的比前更多。農家許行的“并耕而食”、一切自給、不求外人的主張，已無法施行(見《孟子·滕文公上》)。事實上農村中的集市已比以前有所發展了。這種在城外農村中大道旁的空地上由交換而自發形成的定期市集，不同于城邑裏的正規的市。西周末，農村中的市集，已使“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詩·大雅·瞻印》，印，通仰)；春秋時這種現象較前更甚。“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已見之于《詩》，所謂“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詩·陳風·東風之枋》〔枋，檀木〕)，說的就是女子停下手中績麻的活兒，到“南方之原”的集市上[...]

自春秋後期以來，鐵制農具的推廣，牛力墾種的使用，耕作技術的改進，水利灌溉的發展，農業生産力步步提高。農業勞動者由奴隸轉爲農奴，再由農奴升爲個體小農，生産積極性也步步增長。随着生産的增加，他們有越來越多的剩餘産品要求出售，又越來越多地要求購回所需的生活、生産資料。與個體農民的成長相并行，許多手工業奴隸也得以解放，成爲獨立的手工業者，其産品更是以出售爲目的，不投入市場就不能換到生活必需品和所用的原料。同時，山澤之利陸續開放，青銅、冶鐵、煮鹽等主要手工業在很多地區和很多時間内歸私人經營，改變了過去手工業由官府壟斷的格局。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商品交換，擴大了市場容量。再加上城市的興築，交通的開辟，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