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了解关于这位伟大象征者的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他只接受内在各种事实作为“真理”，而把其余的东西，一切自然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历史的东西看作符号和比喻的喻体。“人之子”的概念不是一个历史中的具体的人，不是某种个别而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是一种“永恒”事实，一种从时间概念上来看的心理象征。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并在最高意义下适用于这种典型象征主义者的上帝，适用于“上帝之国”“天国”“上帝之子”。没有东西比教会将上帝人格化，虚构上帝之国、在上的“天国”，以上帝之子作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层级的人更浅薄的东西，更像非基督教的了。

所有这些都像是眼睛中的一只拳头，在什么眼睛中！在“福音”的眼里，在象征的嘲[...]

再说一遍，我反对任何将宗教狂引入救世主原型中的企图，勒南所用的“高傲的”这个词足够取消这个类型了。所谓“再也没有任何对立者”这句话就是“福音”，天国是属于孩童的；这里所表现的信仰不是一个从奋斗中得来的信仰，它在那里，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它就像变成了精神的小儿型发育。

由于退化，在有机体中被阻碍而未被发展的发情期这种情形人们是很熟悉的，至少心理学家是很熟悉的。这种信仰不发怒，不抱怨，不反抗；它不携带“剑”，它只是预知不出有一天它可能分离。它不以奇迹、报偿或承诺来证明自己，更不以《圣经》来证明自己。在任何时候，它就是它自己的奇迹、它自己的报偿、它自己的证明、它自己的“上帝之国”。这个信仰也不把自己变[...]

在整个“福音”心理学中缺乏罪与罚的概念，报偿的概念也是没有的。任何隔离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的“罪恶”被取消了。它不是被承诺的，因此不受种种条件的束缚；它是唯一真实的，其余的只是述说它的符号。

这种状态把自己变成一种新的实践，真正福音的实践。它不是一种表现基督徒特色的“信仰”，基督徒要有行动，他的特色表现在他不同的行为上；表现在他无论在言语方面或内心方面，都不反抗待他不好的人；表现在不区分外来人和本地人，不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实际上是“邻人”，是同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即犹太人；不对任何人发怒；不出现在法庭或牵涉到法庭，即不作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与妻子分离，即使他的妻子不贞。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讲就是[...]

我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它的假定是：赎罪者类型的人只有在广泛的牵强附会中才留传给我们。这种牵强附会在任何情形下都可能发生；基于某种理由，这种类型的人不可能是纯洁的、完善的，不可能是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他必须表示在他以外来人身份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种种迹象，甚至表示历史的原始基督教社会的命运的迹象，从这些迹象中这种类型的人乃被回溯的饰以那些只能用后来宗教上的驳斥和宣传才能理解的种种特质。

“福音书”把我们带进那个奇怪而病弱的世界，就像在俄国小说中，那些社会废物、神经错乱者和孩童似的白痴仿佛要获得一个避难所，无论如何一定让这一类型的人变得粗野；为了能够知道关于这一切的情形，尤其是最初的那些门徒，第一次[...]

对真实的本能憎恶，一种对痛苦与刺激的最大忍受力的结果，这种结果完全不再希望任何接触，因为它感受的每一次接触都太深了。

对任何抱怨、敌意、人类各种感情的本能的排斥，对痛苦与刺激的最大忍受力的结果，这种结果导致的任何反抗，甚至强迫去反抗乃是不可忍受的不快乐，就是说，是有害的，是自保本能提醒我们要防备的东西；唯有在不再反抗任何人，既不反抗邪恶的事，也不反抗邪恶的人时，才可以找到幸福（快乐），爱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这些就是赎罪说成长的两个生理事实，我称之为一个完全基于病态基础的快乐主义最进一步的发展。与这个关系最近的是伊壁鸠鲁主义即异教徒的赎罪说，即便伊壁鸠鲁主义带有丰富的希腊人的生命活力和神经力[...]

我所关心的是赎罪者的心理形态，这一点毕竟包含在“福音书”中，尽管“福音书”并没有表示出“福音书”拥有过多的外来特质；就像阿西西的弗朗西斯之名借他的传奇故事留传后世，尽管只是他的传奇故事而不是关于他所做的、所说的以及事实上如何死亡的实际情形但是他的形态还能不能完全被发现也成了一个问题。

想从“福音书”中去观察一个“灵魂”的历史的企图，对我而言是一种应该被轻视的心理上的无谓之举的证明。那个心理方面的丑角勒南把两个最不适当的概念摆在他对耶稣型的人的诠释中：天才和英雄。

但是，如果世上有任何非“福音书”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英雄的概念。一切角斗，一切“自觉生活在争斗中”的反面，在这里都变成本能了；在这里，[...]

在他的意识里是不是有过这种反抗，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是不是他只被别人认为代表这种反抗。只有在这一点上，我才接触到赎罪者的心理学问题。

我承认，我几乎没有读过像“福音书”那样有着许多难点的书。这些难点与那些曾为德国人提供学者的好奇心及其难忘的胜利的难点不同。当我也像所有的年轻学者一样慢慢引出那无法比拟的施特劳斯的著作的风味及一种精练语言学家的精明，这种时期早就过去了。

那时候，我二十岁；如今，我把那个看得太严重了。我对“传统”中的矛盾关心了什么呢？人们如何能把圣者的事迹称为最早的“传统”呢？圣者的传记是一种最含混的文字；在缺乏任何其他文件的情形下，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它们让我认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

在这块完全虚假的土地上，一切自然的东西，一切自然的价值，一切真实的事物都被统治阶级的深刻本能所反抗，基督教成长了，一种对抗从未被战胜的真实的死敌。这个“神圣民族”，它对一切事物只保留教士的价值、教士的言论，并且它区别他们自己和世上一切其他力量而认为其他的都“邪恶”“世俗”“罪恶”，这个民族产生了一个根本的公式以表示它一贯的自我否定的本能：作为基督教，它甚至否定真实的最终形式，即“神圣民族”“选民”，即犹太民族本身。

下述这个事例是最好的例子：以耶稣基督之名而神圣化的少许反抗运动又一次代表了犹太人的本能，换句话说，不能再支持教士为一种现实的那种教士的本能；发明一种更为抽象的存在形式，对这个世界又[...]

上帝的概念是伪造的，道德的概念是伪造的；犹太教士们的伪造活动还不止于此。整个以色列历史是不能用的：丢掉它。这些教士们完成一个伪造的奇迹，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圣经”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文字上的证明。

极端地侮慢一切传统、一切历史的实在性，他们把民族过去的历史转变为宗教事项，也就是说，他们把它转变为对耶和华所犯罪过的无聊的拯救和惩罚机构，对耶和华的虔诚和报偿机构。我们会体验到这个假造历史的活动是很让人苦恼的东西，如果教会对历史的解释只能使我们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不能闻到历史完整的需要。教会得到哲学家们的协助：道德世界秩序的谎言贯通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

所谓道德世界的秩序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关于人[...]

作为一切改变自然价值的性质的典型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我举出五点。

在诸王统治的时代，以色列与万事万物之间也是建立在一种适当的关系之上，也就是自然关系之上。耶和华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人的自身中喜悦的表现，对自己的希望的表现；通过延伸生命的张力而期望胜利和幸福；通过赎罪而相信自然会给予犹太民族所需要的东西。耶和华是以色列之神，因此是正义之神；这是一种强盛而有良知的民族的推理法。在节日祭典中，一个民族的这种自我肯定就表现出来了；他们感谢把他们带向繁荣的命运之神；他们对一年季候的变化以及一切收割和农事的好运欢欣雀跃。

这种情况一直很完美，甚至当内部纷乱，亚述人侵犯的内忧外患破坏了这种情况[...]

我在这里只是接触到基督教的起源问题。它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只能借基督教的成长之处来了解基督教，它不是一个犹太本能的相反运动，而是其结果，是犹太人可怕逻辑的一个推论。在救赎的方式中，“拯救是属于犹太人的”。

第二个原则是：加利利人的心理形态现在还可以认识；但是只有在它完全的退化中，同时切断外来特质，它才能作为制造追求的东西，作为一种人类赎罪者。

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最奇怪的一个民族，他们面对生或死的大问题，以一种不可思议从容不迫的态度不惜任何代价去生存：这个代价是伪造整个自然，伪造整个内在和外在世界的一切真实自然。他们解释他们自己极端的与一个民族之所以能一直生存的一切条件：他们基于他们自己[...]

我一再说，佛教百倍的冷静，更真实也更客观。它不需再用罪恶来解释苦难，来解释对痛苦的敏感使它们变得高尚。它只是说出它所想的：“我受苦。”但是，对野蛮人而言，苦难本身并不高尚；在他自认为他是苦难的以前，他需要一种解释。“魔鬼”一词是一种天惠，人有了一个强大可怕的敌人，因此人不必羞于在这样一个敌人的手中受苦。

在基督教的根本教义里，有一些精微的东西是属于东方的。尤其是，它知道一件事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人们是否对它信以为真，那才是最重要的；两个完全分离的领域、正相反对的领域以完全不同的途径而达到。

认识这一点，在东方几乎是对智者的定义；婆罗门教徒了解这一点；柏拉图了解这一点；每一个研究神秘主义智[...]

当基督教离开它的发祥地，离开最低等的阶层即古代的下等社会时，当它开始在野蛮民族中盛行时，它不再碰到那些厌倦的人，而是碰到内心兽性残忍、强壮顽劣的民族。在这里，对自己的不满、自苦不像佛家一样是由于过度的敏感及对痛苦的敏感体验，相反是由于一种想以敌视行为和观念给别人强加痛苦以及为内心的紧张思谋出路的强烈欲望。基督教需要“野蛮的”概念和价值以成为野蛮人的主人。例如，以初生婴儿为牺牲品、在圣餐中饮血、轻视精神及文化、各种感官上和非感官上的苦刑、祭祀的大规模奢侈等。

佛教是比较晚才出现的宗教，是慈悲与温和种族的宗教，这些种族已经很精神化而对痛苦有一种绰绰有余的感受力，欧洲离这种成熟阶段还远得很。它是一种[...]

佛教设想一种温和的气氛，最平和、自由而又缺乏尚武精神的习惯；况且佛教思想运动必须产生于较高甚至产生于学者之中。喜悦、平静和制欲是其最高目的，而这个目的“达到”了。佛教并不是一种只企求完满的宗教：完满只是平常的情形。

在基督教中，屈服者与被压服者的本能居于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最低的阶级在寻找他们的救赎。基督徒曲解罪恶、自我批评、省察良心并作为消遣以排除厌倦；用祈祷的办法，经常对拥有威权的上帝者维持一种情绪；而最高的东西却得不到，它是一种天赋赠礼，一种“恩宠”。公众的活动是不容许的；隐匿处即暗室，是属于基督的。肉体是被轻视的，必须抛弃的；教会甚至反对洁净：摩尔人被赶走以后，基督教的第一个法令是关闭公[...]

我希望我对基督教的责难没有把我卷入对另一个拥有更多信徒的宗教即对佛教的任何不公的评论中。两者都属于虚无主义者的宗教，它们都是颓废的宗教，但它们却有显著的不同。因为处在比较的地位，印度的研究者深深感激基督教的批评者。

佛教远比基督教“写实”，客观冷静地提出问题，是它的一大精神遗产，佛教产自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哲学运动。当它产生时，“神”的概念已经运用了很长时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这一点甚至可以应用到它的知识论，一种严格的现象主义之上；它不再说“与罪恶抗争”，而适当地尊重现实，只说“与痛苦抗争”。由于佛教远离那些自欺的道德概念，所以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用我的话来说，佛教立于善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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