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在安然背后摇头晃脑，安然还是一脸大汗。一盏自制伞式台灯照着她合着的英文课本，大约是默写单词吧，一沓白纸，不留天地写得满满的。她拿笔的姿势叫人看了很累，笔杆握得很低，拇指和食指几乎要触到笔尖，手腕过分用力，仿佛不是写字，而是刻字、刺字。正面笔触凹下去，背面凸出来。或许这是她不断出汗的一个原因吧。

我为她拧了一把凉毛巾。

她擦过脸，一绺头发贴在脸颊上，下巴上还有一道淡蓝色的圆珠笔印。她脸上时常出现颜色深浅不一的圆珠笔印。

“他们呢？”我问。

“妈在楼下乘凉，爸在对面房间备课。”

“裤子呢？”

“等你回来熨呢。”

可谁能想到，安然的班主任韦婉竟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要“防患于未燃”呢。燃烧的“燃”！也许，韦婉真的从这件火红的衬衫里看到了火，想到了消防队。但当我再次想到这件衬衫时，为什么也像真的看到了火这个怪物？看来火又要把安然今年的“三好生”希望给烧掉了吧。不知是想到了这点，还是因为走进了漆黑的楼道，我的心突然一沉。

我摸着黑，熟练地绕过重重障碍走上楼梯，关于是不是要和安然谈话的事，竟一点儿也没有想。

我究竟是用自己的眼睛呢，还是违心地去用别人的眼睛？

哪怕你的领导是个人人皆知的流氓、恶棍。想起那个年代，心里一阵阵发冷。

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她的身体在发育，她的年轻的胸脯正悄悄地膨胀。我的安然，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么？

我去南方出差，给她买回了一件红衬衫，一件没有纽扣、带一条纤巧的银色拉链的红衬衫。

“我真漂亮！”她穿上衬衫，毫不掩饰地举着胳膊向爸爸、妈妈和我宣布。

我一向敬佩她的坦率，也许正是这些毫无顾忌的坦率，使我仍然觉得她像个小男孩儿。

我想这时她内心一定早已平静了，她的脾气属“雷阵雨”“茅草火”之类。不过，她后来讲的两句话叫我久久难忘。她说：“现在我怕别人说我像男孩儿，人们可千万别永远拿我当男孩子看。”她的语气十分郑重，她的眼睛里流过一丝很少见的淡淡的忧愁。

我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个以被人称“铁姑娘”“假小子”为荣的年代，那些不男不女的装束，那些不女不男的发型。虽然我没有朝着“铁姑娘”“假小子”的目标打扮，可也很少注意自己是男是女。插队时，有一次生产队长让我去集上卖豆腐丝，我脖子上系条白毛巾，推起小车就走，没有半点儿犹豫，因为那是领导对你的信任。领导信任就能换来美的享受，何止是美的享受。那是你的前途，简直就是你的一切。[...]

画面滋养了安然的灵魂；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我注意到安然最近爱照镜子，过去她可不这样。有一天，我发现她躺在床上，面朝墙，正抽抽搭搭地哭。

“喂，你笑什么？”我故意冲她说反话。这招儿很灵，她真的破涕为笑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拿我当男孩子看，其实我是个女的，女的！”她笑了一下，就又变得严肃了。

我也严肃地说：“过去，我对你是有点儿——有点儿男女不分。现在，我觉得你是个完完全全的女孩儿，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儿！”我把她从床上拉了起来，“不信你照照镜子，你瞧你的眉毛多好，皮肤多细。”

“可是我的眼睛小，嘴巴大。”安然一伸手，把一面小镜子举到眼前，冲着镜子挤眉弄眼。

造出来。美在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这些，安然你懂吗？现在你拿起爸爸的笔，重复爸爸的话，只不过是刚刚跟在爸爸后边捡起了路旁的一块石头。你显然没有重复艺术家的冒险，可我已经在经历着了。

后来我和爸爸又以“到底是作者造就读者，还是读者造就作者”为题，没完没了地讨论了好久。结果是不了了之，爸爸还是那句老话：“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假如我还看得见的话。”

或许是我们经常变换花样的谈话影响了安然；或许是爸爸那一幅幅叫人激动、叫人想跳、想唱的[...]

爸爸不吭声。我总觉得他有点宠着安然。安然的话真让我有点无地自容，“还不放下笔！”我无话可说，开始斥责她。

“哼，要是上帝把所有的狗都创造成一种声音，多好！”她放下笔，“我们班有个女生怕人看她，每次去车棚推车都拉着我。我说，就怪你和别人长得不一样。”安然说完又拿起画笔，找张纸东抹西抹地画了辆自行车。

安然，别又煞有介事，我什么不懂！人活着，应该不断追求，不断思索，不应该去学着迎合。我不禁想起我所心爱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创[...]

“坐下，安静，我明白你。但我想告诉你，假如一个人整天‘可是、可是’地过日子，日子就没法过。更不用说去追求点儿什么了。高更当年在塔希提岛上拿自己的画换顿饭吃都没人要。你一定会说，高更先生，饭总归要吃的呀。当然，我不是高更，这太不自量。可我也不是他的追随者。”

安然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她举起一支油画笔，站在我们面前，神气活现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一辈子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契诃夫说过：‘有大狗，有小狗。但小狗无须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所有的狗都叫，但都按照上帝给予它的声音去叫。’对吗？”她显然是在替爸爸说话。

“您在画院是专业画家，总得……”

“总得什么？”爸爸扬起眉毛，但没看我。

“我是说——”我是想说总得被人承认呵，可我说不下去了。大凡人在讲违心的话时，心情在充满矛盾时，总是吞吞吐吐吧。时代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要世故，我从来就不否认这点。

“你喜欢吃糖吧？”爸爸没头没脑地问。

“当然。”我说。小时候不是还拔过一颗虫子牙嘛。

“你满心欢喜地吃完一块糖，转脸就声明，这糖是苦的，对不对？”爸爸再次扬起眉毛时，看了我一眼。瞧他那神情，倒真和安然挖苦人时差不多。

“我还不是为您，我当然爱您的画，可是……”

不管怎样被议论、冷落，爸爸的画倒是我和安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些画面上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生机，感受到的是生活的节奏和旋律，它们就在你耳边、眼前洋溢。就是这些节奏和旋律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诱惑，这诱惑也许来自画面上的形象，也许就是他那奔放、朴拙的笔触，热情、斑斓的色彩。总之，祖国、大自然、生活……这些名词在我们脑子里是再具体不过了。

可我有时也希望爸爸的画应时一些，也许那会一下改变他的处境。

“爸爸，您不妨画一些说明性较强的东西。”

爸爸不说话。

（我愿把“物”改成“人”）？

他的画面上不常有人，没有甩开膀子开山的队伍；没有站在棉田里用手背擦汗的大嫂；没有人伸出胳膊做指向前方的姿势；许多画甚至连标志新农村的拖拉机、高压线都没有。有的是北方深秋棕红色的大山，明丽、爽朗的蓝天，缠绵、散漫的河滩、流水，缠绕在山腰间的毛茸茸的小路，和那随风战栗的羽毛扇似的小白杨；有的是早春充满生机的果园，那鼓鼓的花苞缀满枝头，正默默地等待时机，只等大自然一声令下，好像就会同时爆炸出颜色和芬芳；有盛夏时节的原野，五彩缤纷的花束：怒放的玫瑰，羞涩的矢车菊，铃铛般的草芙蓉和信手从路边采来的不被人注意的那些金色的星星点点。

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

拿我爸爸来说，他就是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尽管老是像个醉鬼（他不喝酒）一样跌跌撞撞。他是风景、静物画家，五十年代毕业于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在省画院搞专业创作。专业创作是个既魅人又叫人紧张的词儿，它意味着创作时间的充裕和由此招来的精神上的压力。有些年，他的画连省美展都通不过。人家说他的画无法为工农兵服务，人家说从他的画面上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脉搏在跳动，人家还给他定了一些不成文的流派。总之一句话，他的画起不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他在画院是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我想，一定还会有人暗中埋怨：画院怎么供着这样一个废……物（[...]

起吗？

我顺林荫路往回走着，路灯夹杂在高大的杨树干里，把树干上那些眼睛模样的疤痕照得很清楚。我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走自己的路。

“怎么说呢？安然除了唱歌讽刺同学，最近还有……怎么说呢，比如，”韦婉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我又在等待那个“比如”了。“比如她总和一个叫刘冬虎的男生在一起。还有，过去她挺朴素，现在也打扮起来了。上星期她好像穿了一件大红衬衫，对了，没有扣子，背后带一条拉链。”

“那是……新买的。”我差点说出那是我给她买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韦婉正要说下去，但她要等的人来了，一个呆板的方脸青年。

韦婉忘了给我介绍，我们谁也不便和谁打招呼。一刹那，韦婉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丢下我就走。碎花连衣裙和一件“特丽灵”衬衫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树下一闪一闪。

难道她真认为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刺眼吗？它真能和“问题”这样的字眼连在一[...]

作为金科玉律的，韦婉又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

“也许我用词严重了一些，但消防知识里有句话叫‘防患于未燃’。”

“到底怎么啦？”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班里有个叫米晓玲的同学，最近和安然闹翻了。经过调查，我觉得责任在安然，她不应该用唱歌的办法伤害同学。并且，那支歌也……我不便在这里重复。总之吧，这事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原来这样。我长出了一口气。

“还有什么事没有？”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