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月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扎图莱茨基先生又站在了女秘书的办公室里。“不，他还没有回来，”玛丽女士对他说。而当她看到我时，便带着一种恳求的口气问我：“您的那位老先生又来了，您到底想让我怎么跟他说？”“您对他说，玛丽，就说我在德国得了黄疸病，在耶拿住院。”几天后，当女秘书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扎图莱茨基先生嚷了起来：“住院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扎图莱茨基先生，”女秘书带着指责的口吻说，“助教先生在国外得了重病，而您却只惦记着您的文章！”于是，扎图莱茨基先生脑袋缩回肩膀中间走了，但是半个月之后，他又来了：“我给耶拿的医院发了一封挂号信。可是信[...]

没过多久，扎图莱茨基先生果真又来学校找我，当女秘书告诉他，我有急事去了德国时，他显得有些绝望。“可是，这不可能呀！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文章写一份报告的！他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了呢？”“这我就无可奉告了，”玛丽女士回答他说，“不过，他要一个月之后才回来。”“还要一个月啊……”扎图莱茨基先生十分沮丧。“您知不知道他在德国的地址？”“我不知道。”玛丽女士说。

我清静了一个月。

您只去通知我的学生就行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事，课程表上也不要改。我不得不转入地下。”

我知道，我是不会写那份阅读报告的，但是，我也知道，我没有勇气，当着这个苦苦恳求的小个子男人的面，把这话明说出来。

我只得微笑着，含糊其辞地允诺了一声。扎图莱茨基先生赶紧致谢，说他不久后会再来找我打听结果；我满脸堆笑地离开了他。

几天后，他真的又来了，我灵敏地躲开了他。但是，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又来学校找我了。我这才明白到，事情坏了。我立即找到玛丽女士，准备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玛丽，请您帮我一个忙，假如那位先生再来找我，您就告诉他，我去德国作学术考察了，要一个月以后才回来。另外：我所有的课程不是都排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吗？从今天起，我改为星期四和星期五教课。您只去通知我的学生就行了，不要对任何人[...]

编辑部的人对我说，一切都将取决于您的意见。假如您看重我的文章，它就会发表。您是我惟一的机会。这篇论文费了我整整三年的心血，整整三年的研究。现在，一切都在您的手心中攥着呢。”

我们竟然如此无忧无虑地，用如此可怜的材料，炮制着我们的借口。我不知道回答扎图莱茨基先生什么才好。我机械地抬起眼睛，正面凝视他，看到了老式的小小眼镜片，那么朴实无华，还有他额头上一道深深的皱纹，垂直而下，那么苍劲有力。在一瞬间的清醒中，我的脊椎上掠过一丝颤抖：这道凝重而又固执的皱纹，不仅反映出它的主人为米科拉什·阿莱什的绘画艺术付出的智力牺牲，还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意志力。我一下子惊慌失措了，怎么也找不到足够灵活的托词。我知道，[...]

扎图莱茨基先生彬彬有礼地赞同着我的那通无聊话，但随即拼命地把每一个话头引向他的论文，突然之间，他的文章就来到我们中间，尽管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像一块磁铁那样，不可抗拒地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体。

“我倒是很愿意为您的研究写一篇报告，”我终于说，“但是，我已经在信里向您解释过，谁都不会把我当成研究十九世纪捷克绘画的一个专家，再说，我跟《造型艺术思维》编辑部的关系也闹僵了，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派，这样一来，即便我这里给您一个有利的评判，结果也只会有损于您。”

“噢，您实在是太谦虚了，”扎图莱茨基先生说，“一个像您这样的专家，怎么可能如此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呢！编辑部的人对我说，一切都将取决[...]

有一天，我刚刚讲完课（我在大学里教绘画史），系里的秘书玛丽女士就来敲教室门。玛丽是一个有了一些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常常为我煮咖啡，每当电话中传来讨厌的女人声音找我时，她就替我回答说我不在。玛丽从门缝里探了一下脑袋，对我说，一位先生在等我。

先生们的来访，我是不怕的。我跟大学生们告了别，轻松地来到走廊中，一个小个子先生等在那里，他穿着黑颜色的旧西服，里面是白色的衬衫。他向我致意，然后恭恭敬敬地自报姓名，他叫扎图莱茨基。

我把来访者请进一个空教室，请他在一把扶手椅中坐下，以一种欢快的语调开始谈话：我海阔天空地神侃一通，从糟糕透顶的夏天，一直谈到布拉格的那些画展。

于是，我从抽屉中拿出信纸，给扎图莱茨基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小心地避免对他的研究作出任何形式的评判，我对他解释说，我关于十九世纪绘画的想法，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尤其是在《造型艺术思维》的编辑眼中，因此，我的介入不仅不会有用，反而可能坏事；同时，我回敬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一大堆友好的客套话，我相信他不会看不出字里行间对他的一种感激之情。

信投进邮筒之后，我就立即忘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但是，扎图莱茨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再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造型艺术思维》曾自认为很有道理地拒绝过我的文章呢；此外，对我来说，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这个姓，还跟克拉拉，跟那瓶斯利沃维什酒，跟一个美妙的夜晚密切相连呢。无论如何，我不会否定它，那样做不人道，我只需伸出一只手，掰着手指头数，就能数出有谁把我当作“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够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惟一的崇拜者变成我的敌人呢？

电话说到最后，我使用了一些巧妙而又含糊的措辞，让我们两人谁都以为其中的意思很明白，卡劳塞克认为是一种承诺，而我认为是一种脱身之计。我挂了电话，拿定主意，坚决不写那篇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论文的阅读报告。

毋庸置疑，这是一大堆蠢话。确实，就在当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的主编卡劳塞克博士（不过，他是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之一）在给我的电话里，就这样给它定了性。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学校，对我说：“你收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论文没有？这样，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写一篇阅读报告吧，五位专家已经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还是一味固执，他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请写上几行字吧，就说它怎么怎么站不住脚，你有资格说这话，你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得尖酸一点，这样，他就会让我们清静了。”

但是，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对：为什么偏偏是我，恰恰是我，要成为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刽子手？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为我的成功而畅饮，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末日的序幕。

由于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心情舒畅。克拉拉还在幸福的熟睡之中，我就拿起扎图莱茨基先生随信附来的文章，带着一种好玩的漠不关心的心境，坐在床上，读了起来。

这篇题为《米科拉什·阿莱什，捷克绘画的一位大师》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读，我为它花费半个小时都是冤枉了。通篇堆积了陈词滥调，没有一丝儿合逻辑的展开，没有一丝儿独特的思想。

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拉格的一家制衣厂去踩缝纫机，成天在一个偌大的车间里干活。这天晚上，我坐在克拉拉面前，一边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喜，一边轻巧地夸口说，我可以托朋友帮忙，为她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改善她的处境。我肯定地说，绝对不能允许让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在缝纫机面前耗尽她的美，我决定让她成为一个模特儿。

克拉拉没有反驳我，我们十分和谐地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成了他在漆黑的深夜中惟一的一道微光。

我和克拉拉，我们就这一位扎图莱茨基先生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个崇高的姓氏刺激了我们；当然，我们的玩笑都是真诚的，因为他写给我的赞美辞令我慷慨大方，尤其当我手中还握着一瓶美味的斯利沃维什酒时。在这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我慷慨到了极点，简直可说是感受到了对全世界的爱。虽不能给全世界赠送礼物，我至少给克拉拉送了。就算谈不上是礼物，至少还算是允诺。

克拉拉是一个良家少女，芳龄二十。我说良家少女还是轻了，简直是名门闺秀！她父亲早年是个银行经理，因此算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前后被赶出布拉格，下放到切拉科维采村定居，离首都有老远的一段路程。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

我从写字台上拿起那封信，冲克拉拉念道：

“亲爱的同志——假如您允许的话，我愿使用这样的称呼——亲爱的同行——敬请您原谅一个您素昧平生的人冒昧地给您写信：我找您不为别的，只求您能读一读随信奉上的拙文。我并不认识您，但我很尊敬您，因为您在我眼中并非平凡之人，您的观点，您的推理，您的结论，始终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证实我本人研究的结果……”接着，就是对我名誉的一番盛情赞美，临了还有一个要求：请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推荐给《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半年来那家杂志始终拒绝他的文章，并把它贬了一通。他们对他说，我的意见将是决定性的，于是，我从此就成了他惟一的希望，成了他在漆黑的深夜中惟一的一道微[...]

“再给我倒一杯斯利沃维什。”克拉拉冲我说，我也不反对。我们为开酒瓶找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借口，不过，理由十足：我有一篇很长的论文发在一本艺术史杂志上，那天，我刚刚收到了相当丰厚的一笔稿费。

要说呢，我的论文实在是费了一番周折才得以发表的。我早先写的东西，招来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所以，老派而又审慎的《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回绝了这篇文章，我只得把它转投给另一家对手杂志。尽管它的名气实在不太大，但它的编辑比较年轻，顾忌也比较少。

邮递员把汇款单送到学校，还捎带来一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上午，我由于陶醉于新赢得的声誉，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但是，等到回家后，夜深人静之际，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为了逗乐子，我[...]